全職藝術家，卻並非等同全職創作，位置不同的藝術家處境亦不盡相同。各大藝術院校每年畢業生眾多，不少投身藝術市場熱鍋裏。然而藝術工作大多零散，年輕藝術家別無選擇，只能在藝壇謀求半職，保留創作時間。他們長期缺乏固定的勞資關係，亦欠保障，朝不保夕。年輕藝術家黃嘉瀛（KY）於是在網上發起香港藝術家工會，呼籲藝術家填表參與，工會仍在籌備階段。
有冤無路訴
訪問當天，KY在百呎公園召開工會的首次會議，讓會員或非會員參與討論。會議氣氛熱烈，一眾年輕藝術家圍坐一圈，爭辯工會的意義與目的，甚至如何劃分會員範圍，各人眾說紛紜。問KY成立的原意，她直道：「有冤無路訴」，「其實一直都聽過很多前輩說設立香港藝術家工會，但一直未見有人實行，所以我便來做『醜人』吧。」坐言起行，工會會費十元，會章仍在草擬。
甫成立至今已有二百多位會員，她更親手自製會員卡在現場派發。盡心盡力搞工會，全因雨傘後的覺悟：「我覺得藝術家不能再獨善其身，而是確立一種羣體，與合作的關係。工會希望能讓藝術家之間的資訊流動，例如一些畫廊壓榨藝術家，我們也能互相提醒，發揮團結作用。」
個體戶連結
何兆南亦提到，香港過去工會意識薄弱，更毫無對藝術家工會的想像：「工會未必能實際爭取什麼，但至少對『個體戶』藝術家是一種連結。」梁御東就說：「藝術家的工作性質很多時只能單獨面對資方。而工會的重要性在於能提供參考點。」
藝術家的工作碎片化，只能孤軍作戰。不少年輕藝術家欠缺支援。好像董永康，他自2011年畢業後長期以半職工作，曾任職補習、教畫，現在於城市大學創意媒體系任職教學助理。而他其中一份不穩定的半職工作便是佈展。據他所言，個體戶藝術家佈展未必懂得計算合理薪酬，工傷亦無法保障。而更多例子更是畫廊只出製作費（production fee），藝術家費用（artist fee）卻欠奉，藝術家卻未必能議價，為了生計只能委曲接下。這些都是切身且實際的問題，更難言長遠的事業規劃與退休保障。
自己代表自己
除了藝術家之間的連結，工會亦朝向藝術架構，渴望帶入更多聲音。KY希望能讓工會發揮議題製造者的功能。「我們是否能具主導性，將一些問題帶進藝發局，將議論光譜拉闊？好像之前立法會選舉時，女同學社製作了一些問答給候選議員，了解他們對同志議題的取態。我們能否在藝發局選舉仿效，讓候選人了解我們關注的議題。」鄧國騫亦提到，藝術家需加強自覺。「現在香港的藝術圈發展並不成熟，許多話語權也集中在收藏家或畫廊。」因此不同藝術家的聲音更需要被聽見。
KY強調保持藝術家的獨立自主，鼓勵「自己代表自己」。但工會講求集體意志，如何能與個體保持平衡？「工會其實是手段，比較像是一個shelter，能夠讓藝術家在安全、沒有壓力的環境下爭取權益。因此工會便是以團體責任來發聲了。」
藝術約章
另一點工會主張的是在論述上追求平等。KY不諱言工會要保障的是年輕藝術家──在藝術圈內欠缺話語權的一羣。「過去藝術圈內太講究資歷或年齡。而加入工會的會員都視自身為勞動階級，大家是對等的。而我亦希望能同步深化討論。」因此她提到日後會舉辦更多論壇，亦計劃在12月舉辦讀書會，以及邀請不同工種的工會與各地的藝術家工會共同交流分享。
KY侃侃而談美好願景，但問她執行的細節問題，她就坦言，工會現階段由職工盟協助於勞工署登記，距離正式成立仍有漫漫長路。但她亦說，工會的性質更像「打游擊」，保持更大的能動性。過去如程展緯亦曾提出藝術約章，保障藝術家權益。約章參考明報工會，作為拉近權力位置的工具，制衡畫廊的不公或審查之舉。他認為工會的性質更易於意見整合，怎樣去看待壓制的工作環境，以至如何能取回被磨滅的人性與生命本質。
請病假
香港過去亦曾有藝術家提出設立藝術家工會，黃慧妍是其中一位。她提到自少關注勞工權益，因此多年前在C&G Apartment舉辦了《請病假》藝術展覽，模擬藝術團結工會，請中醫來義診。意念來自藝術家沒有「請病假」的概念。後來她亦將作品延伸作「虛擬工會」，制訂文件讓策展人及藝術家簽署。工會最後雖未正式成立，黃慧妍身為妻子與母親，亦深切體會「師奶勞動力」缺乏保障，亦難以估算。
世界各地亦有藝術家工會，如台灣的「藝術創作者職業工會」，由藝術家湯皇珍與高俊弘等人於2011年成立，成功爭取政府立法，確保藝術勞動者的職業保險。英國經過三年時間，今年6月亦設立首個由視覺藝術家、應用藝術家及社會參與性藝術家組成的英國藝術家工會（Artists’ Union England），獲得英國政府頒發的自立許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