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短暫的計劃都不能被買下，因為它們都是自由的體現。」
——Christo
去年，一條鮮黃色水上步道《The Floating Piers》，把人們的目光聚集於意大利世外桃源伊塞奧湖（Lake Iseo）之上，愈百萬人赤足走在沒有欄杆的步道上，由一個島嶼走往另一個島嶼。五十多年來，Christo與妻子Jeanne-Claude的作品，一次又一次在環境藝術上，打破人們對自然的觀看方式。舉世矚目的原因，不只在於把宏大的景觀捆包起來，更來自對地貌根深蒂固的印象衝擊。即使Jeanne-Claude已在2009年離世，Christo仍然繼續獨力創作，實踐自由的可能。
香港Art Basel期間，港大王賡武講堂坐滿觀眾，連後排站着聽的人都不計其數。Christo以響亮堅定的聲線回答所有問題，直至演講完畢，倒還比開場時顯得更興致勃勃。為解答問題，他更不惜在觀眾席間來回走動。自那位同年同月同日生、一輩子共同創作的伴侶Jeanne-Claude逝世後，他仍熱烈地執行兩人未完成的計劃。這是兩人生前的約定，連坐飛機也要分乘兩班，萬一誰先過世，活下來的一位要繼續創作。「五十年來，我們實現了二十三項計劃，三十六項未實現。我們從不只專注在一個項目的工作上，往往幾個計劃同時進行，因為永遠不知道哪個計劃可以取得許可。」
取得許可最難
最近執行中的計劃並非捆包概念，而是1977年開始動念，以古埃及墓葬建築為原型，將以七彩油筒疊成的《The Mastaba》。他解釋，早在1972年他們就開始創作包起德國國會大樓的《Wrapped Reichstag》，1995年完成並維持了十四天。1975年開始策劃《The Pont Neuf Wrapped》包起巴黎塞納河上最古老的「新橋」，在1985年完成。1983年完成的《Surrounded Islands》，可以說是近年《The Floating Piers》（2014-16）的雛形。
每個計劃都穿插在其他計劃之間，「《The Mastaba》持續多年不是因為我們不在工作，而是我們同時在實踐許多不同計劃。」即使到了今天，所有計劃中最難的部分，都是取得許可。「我們所有計劃都是獨特的。獲得許可如此之難是因為人們懂得建摩天大廈，懂得建橋建高速公路，這些都已經有指引，但他們不懂如何建我的作品，沒有書本可以指引。這是為何政府、地主、國家機構對我們過往的計劃都十分嚴謹。」
所有作品的實踐過程，都比呈現的時間更長。他指出，所有作品都有兩個階段，軟件階段和硬件階段。在軟件階段，作品並不存在，只有草圖、比例模型，還有那些可能或不會批准作品的人的想法。「這是為何我們都要做沒有人做過的作品，因為我們需要為那些批核過程創造動力。因為在批核過程中，這些藝術作品的創作過程都涉及了契約。」
政治的參與
1971年開始，他們花了長達二十多年的策劃，才能成功包起德國國會大樓，期間不斷經歷被官方及民間的代表拒絕。但在這過程中他們才學習到關於這個地景的一切，在拒絕中發現它到底是什麼，發現它對德國人的意義。而硬件執行時，可能面對的則是實體、石頭、風和真實世界的關係。這些參與過程中的碰撞，或許牽涉了幾百幾千人去思考這尚未存在的作品，探問藝術家到底想要為這地方帶來什麼。「他們或許抗拒或許支持作品，可能會想像作品有多可怕、醜陋或會有多美，這些就是在批核過程中創造的動力。」
Christo於1962年曾同樣以油筒築起的《Wall of Oil Barrels – The Iron Curtain》，正是要回應前一年築起的柏林圍牆。「《Wrapped Reichstag 》（1971-1995）存在的決定，亦是在國家議會中辯論出來的。」他當時進行了一場積極的游說運動，最終於1994年2月在議會進行了極大規模的投票，爭取完成作品。德國的《Wrapped Reichstag》如是，佛羅里達州的《Surrounded Islands》（1980-83）如是。「我們處理許多政治及環境問題，來取得許可。不像今天許多作品都是關於圖像的呈現、宣傳，我們是在真實的政治、環境的政治中周旋。」他形容，在攝影和電影中對風對空氣的描述，在他的作品卻是置身於真實的風中。「我們所有作品都跟真實有關。作品不是給你呈現那二十四公里，而就是那切實的二十四公里。」
人生旅程的風景
他總強調作品與真實生命的連結，「我們有些作品在城市，有些作品在郊野，但都是有人居住的地方。我們不在森林中做作品，因我們需要人為的東西，去衡量計劃的大小，那些都是人用以居住的地方。」
訪問前兩天，他剛從策劃中的作品《The Mastaba》在中東Abu Dhabi的建築地點回來，他透露那將會是目前最大型的永久雕塑。自計劃開始，三十多年來，Christo與Jeanne-Claude在當地結下許多友誼，途經那些風景留下足迹。「每件作品，都是好長好長的故事。每件作品都是我們的人生旅程，是我們人生特別的時刻。」
他們常常回到那些計劃的地點，生命與創作緊緊扣連，一切都不可分割。「1963年我跟Jeanne-Claude來到悉尼的海岸，我們看到那些巨大的懸崖峭壁，足足四十五公里高，面對南太平洋的海浪、鯊魚、大風的衝擊，我被那番景象震懾，她當時還沒有想過那個捆包海岸《Wrapped Coast》（1968-69）的計劃。但沒過幾年，我們就完成了它。」
Christo的回憶都是簡單而直接的，正如他們的作品都在細節的覆蓋下，誘發人們的想像，藝術評論家Chris Bourdon把他們的包裝藝術描述為「通過隱藏的啟示」。今年邀請Christo到香港Art Basel展出、Galerie Gmurzynska的CEO Mathias Rastorfer，就鍾情其作品中對藝術的純粹，表現對人與環境的關懷。
古典藝術延展
他們作品的概念往往來自古典藝術，如經常重視布料的使用，這也與藝術史上的應用一脈相承。「最早由布料引發而成的古典藝術作品，是由法國雕塑家羅丹的巴爾扎克雕像開始。巴爾扎克本來頂着大肚子，瘦削的雙腿和還有許多細節。但他的雕像以布料隱藏所有的細節，只是把基礎比例顯示出來。我們的包裝計劃，都是完全相同的概念。不同的是，我們的作品，還會受風向影響，在風吹過的時候，布料的動態同樣是作品的一部分。」
在日本與美國加州兩地同時製作的《The Umbrellas》（1984-91）靈感正來自古希臘的雙聯畫（Diptych），突顯日本與美國兩地非常相近又相異的地方。「三星期中，參與的人們可來回日美兩地，經歷兩地的海岸、河流、郊野、村莊、農田等等。」過程中要游說兩地政府，也必須挨家挨戶向當地居民解釋，他們把原始的藝術概念與當下連結，不容妥協地完成，但短暫出現後永遠消失。他形容：「所有短暫的計劃都不能被買下，因為它們都是自由的體現。自由是進行式，而這樣的進行是永恆的。這是為什麼它們在那個獨特時刻出現，完全自由，完全非理性。然後它們消失，因為它們必須自由。」
二人藝術組合，Christo與妻子Jeanne-Claude乃同年同月同日生於1935年，他生於保加利亞，她生於摩洛哥，1958年在巴黎相遇，墮入愛河，並開始共同創作。以一系列捆包公共景觀的藝術作品而享譽國際。2009年，Jeanne-Claude逝世，終年七十四歲。剩下來的Christo仍創作不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