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的藝術策展、獨立短片成了藝術圈的關鍵詞，但其實早在九十年代，藝術中心早已推動這些範疇的發展。在那個歷經轉變的九十年代，藝術中心到底做過了什麼？
八九年後文藝復興 策展爆發
藝術中心在2003年前，都分為電影、表演藝術、展覽與課程部。多年來各部門的發展，其實都反映了香港藝術發展的生態，而它與香港政治環境的扣連，更反映多年來其在藝術發展上的前瞻性。近年藝術中心在展覽項目上主導節目減少，但其實自1988年起，藝術中心開始算有了自己主導的節目製作，在配合香港文化的建立上起了極大功用。
在九十年代初，其一系列名為《香港文化》的展覽節目，就帶領了當時對香港人文化身份認同的討論。「在八九之後，當時每月都有幾場farewell，大家都在離開香港。」於1988年加入藝術中心，曾長年擔任藝術中心展覽部總監的何慶基，在1989年後選擇留在香港，在1991年開始計劃《香港文化》系列展覽，「當時我知道，自己是操有極大權力的。藝術中心其實是掌控了香港文化圈的視野。」何慶基當時決定每年策劃至少兩個關於香港文化身份認同的展覽，是當年主動建立香港人身份文化認同的主要推手之一，而當時亦正是香港當代藝術萌芽之時，「系列的第一個展覽是李鐵夫。他是中國現代史上最早往西方學習西洋畫的畫家，曾在紅磡居住，但許多香港人其實不知道這裏曾住過如此重要的藝術家！」
李鐵夫是從歷史定位上開始叙述香港身份，但另一重要的是，八十年代有許多在歐美修讀藝術的年輕藝術工作者回流香港，如黃仁逵、麥顯揚等，都為香港藝術圈注入新血，而九十年代流行文化的昌盛，亦成為了香港身份認同的重要部分。「我覺得香港文化最卓越的，不是傳越殖民主義下那狹義的精緻文化，反而是流行、街頭文化。在當時要確立這信息，其實是需要大型而廣為大眾接受的展覽去推廣。」而何慶基在1995年，就策劃了《設計身份：香港六十年代》這展覽，以六十年代的流行文化為起點，開始構建香港人的身份認同。
九十年代身份認同
身份認同的需要之所以出現，在於歷史環境讓我們不得不思考這問題。在展覽與電影錄像藝術上，這些問題又更易顯得貼身。在九十年代，藝術中心的展覽與電影部，就擔任了這方面的重要推手。ifva是藝術中心在電影與錄像藝術上的重要貢獻，而自1989年加入藝術中心作電影部的蔡甘銓，就是其中重要的人物之一。其工作上一手為黃愛玲，在她管理下的藝術中心電影院，漸漸發展成幾乎每天都有電影上映的戲院，而在蔡甘銓上任後，更發展ifva以及其他不同的影展。
「當時我其實是想離開香港讀書的，但當時王愛玲要離開藝術中心，問我有沒有興趣接手她的位置。當時我有許多項目的想法，就加入了。」本身打算只做兩年就離開，最後卻做了近五年，才再往美國進修媒體研究，未完成學位，又再回港重投藝術中心，蔡甘銓任內籌劃了ifva，甚至曾經在電影中心營運媒體中心，以便宜的價錢，出租剪片工具予ifva的參賽者，以鼓勵作品誕生。
「當時的錄影機已經不太貴，但電腦剪片卻不普及，貴的反而是剪片工具，變相很多人在拍，但作品卻不太多。當時你要在production house租機剪片，需要七百元一小時！於是當時藝術中心就在盛智文的贊助下，買入了半專業的器材，讓ifva的參賽者用便宜的價錢，可以在這裏剪接VHS的影片。」蔡甘銓說。
香港不是文化沙漠
而事實上，藝術中心的不同部門，其實有足夠的自由度反映主持人個人想法。「當時我在辦ifva，自己想的其實是言論自由。當時，我想媒體在未來會是最大的戰場，當那一代開始不用文字，而是用影像去表現自己，人們怎樣才能掌握影像的語言？這是ifva成立背後的想法，是在談自主錄像的可能。但當然，這點是沒有說出來的。」後來到了美國進修媒體研究的蔡甘銓說。
而何慶基則在九十年代着力推廣「香港不是文化沙漠」的信息。「其實如果策展人的個性不鮮明，藝術中心很難繼續存在。」他的《香港文化》系列展覽，於1997年有了總結，當年他就以本地神話中，半人半魚、全身青綠、水陸兩棲的生物盧亭，成為展覽的主題，《香港三世書：歷史、社群、個人》這展覽，當年更找來董啟章、梁文道等人，根據史實「重寫」香港的歷史。以質疑香港主流歷史論述的方式，完結這數年來藝術中心對香港身份的建構。
「當時我離開藝術中心，是有點覺得，藝術中心當時變得過於使用商業管理的模式了。」何慶基說，「當時的經濟環境是一個因素，如果採用太過商業的方式經營，藝術中心其實會失去活力。不過現在你看，香港的策展其實是需要中型場所如藝術中心般，培養有策展技術的人才。策展不是ad-hoc的，其實要通過長期的展出，與觀眾建立關係。比起政府的組織，藝術中心其實更有機會培育出策展的人才。」
（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