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Basel】無法出售的藝術？在藝博會中我們看到行為藝術

去年Art Central時進行的行為藝術《The Red Chador: Ban Me!》

每年3月份，藝術彷彿就在香港的空氣中蔓延。由大型藝博會帶動，加上眾多周邊的藝術活動，藝術與我們如此接近，你買一張票進場──甚至不用買票──就能置身藝術的氛圍中了。然而藝術是什麼？在藝博會、展覽中看到的藝術品，自然不是藝術的全部。在藝博會舉行的語境下，行為藝術是一個奇異的概念：它往往是一種經驗，而不是實在的物品，同時，它反動而難以銷售的特色，讓它在藝博會中經常處於尷尬的狀態，通常以襯托的角色出現，很容易讓人無視其存在。在今年的藝博會中，我們又可以怎樣看其中的行為藝術呢？

把自己的身體隱藏於商品的圖案中，劉勃麟的作品於釀酒所進行的行為藝術，名為《The Invisible Hands》。

在藝博會中，行為藝術其實一直沒有缺席。行為藝術難以直接作為商品般銷售，於是有時它會作為藝博會與非牟利藝術機構合作的項目，例如今屆Art Central就與澳洲獨立非牟利機構4A當代亞洲藝術中心（4A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Asian Art）合作，呈現多組亞太區行為藝術家，包括Caroline Garcia、FJ Kunting、Sam Lo以及藝術家組合黃宇軒和林志輝的多組作品。

另一方面，商業贊助亦讓行為藝術能在這藝博會的舞台現身，如在今屆Art Basel的Collector Lounge，中國藝術家劉勃麟就與香檳釀製所合作，在釀製所以類近環境顏色的顏料隱藏自己的身體，並在Art Basel中播放片段。

身體參與，以及場所的運用，是討論行為藝術的核心議題，但當行為藝術家真正走進藝博會之中，他們到底是怎樣與觀眾產行互動呢？

身體語境是關鍵

「當溝通是鎖匙，那麼對話就是匙孔。」來自印度尼西亞的行為藝術家FJ Kunting這樣說。這次他在Art Central這藝博會中，交出了兩個關於對話的行為藝術作品，這關於人與人的溝通，同時，也關乎行為藝術這類型的藝術，如何走進藝博會這種藝術展覽的場所。

「語境是非常重要的，」他認同在不同的場所下，會影響行為藝術的意義，然而身體同樣也是語境的一部分，行為藝術就是「如何有效地利用身體符號去帶出語境，又在語境中傳達想法與意念。」

這種site-specific的概念，當放進藝博會的語境下，藝術家的作品可以變得更有批判性，例如來自新加坡的藝術家Sam Lo，其作品《Progress: The Game of Leaders》是關於一個模擬的國家建設遊戲，玩法有如層層疊一般，每個磚塊象徵了第一世界城巿的一個條件，如更高級的教育或改善貿易，然而，要將這第一世界的象徵物堆得更高，玩家需要從原來穩定的結構中抽出磚塊向上堆放，而這過程如不斷繼續，就只有一個必然的結果。

「這與我們身處的世界是平行對應的。通過玩家在現場的參與，構成了演出的一部分。」這作品是4A當代亞洲藝術中心的委託作品，於2017年墨爾本狂歡節期間在MPavilion首次展出，而這次移師以商業掛帥的藝博會中，卻又多添一重意義。

像層層疊的模擬城巿建設遊戲，結果只有一個。

利用社會事件

當行為藝術被收入藝博會中，這往往引起行為藝術家的焦慮：這到底是對行為藝術的認可，又或只是用來妝點藝博會？行為藝術又是怎樣在藝博會中有效地運作？最終，那可能需要回溯到fine art在當代藝術中的定義。「這也是我的焦慮，」FJ Kunting如是說：「我認為這種藝術該能在藝博會中運作。演出應該建基於研究，它的演出該是唯一的，同時在該時刻是當下發生的事。這已經足以證明，在fine art的標準下，行為藝術足夠與其他藝術媒介平起平坐。」

而如果藝博會是一個社會事件，甚至所謂的普羅大眾都會走進藝博會，那麼，走進藝博會的行為藝術家，其實是利用了這社會事件，去實踐藝術一個極重要的社會功用，「愈來愈多人開始有興趣去學習什麼是行為藝術，」KJ Kunting說：「我認為行為藝術家該是從社會中學習的媒介，多於向社會傳達信息。我相信，每一個人在生命中，其實都在行為藝術之中，生命本身就是一場行為藝術。」

印尼藝術家FJ Kunting《Goal: Strong Relationship, but first, talk! 》，兩位表演者透過泡沬噴嘴來進行無言的討論。

創作的偶然性

Art Basel的「策展角落」（Kabinett）展區來到第二年，參展單位的數目比往年增加不少，風格迥異的展覽散落於場館的不同角落，當中最引人注目的，必定包括藝術老頑童蛙王（郭孟浩）的字畫攤檔。被譽為有紀錄以來中國行為藝術第一人的蛙王，創作生涯長達半世紀，他奉行「藝術即生活，生活即藝術」的原則，在他本人身上，行為藝術及裝置藝術合而為一。

今次參與Art Basel，他將會重構1992年在紐約當代藝術新館展出的《The Art Mall Project》（藝術商場計劃）行為裝置。「如今重溫當年在紐約的片段，有很特別的感受。當時見到那些藝術家，我不敢行過去，畢竟是外國人，現在我成長了。」原來蛙王不懼世俗眼光的自信，也是這樣累積而來的。

蛙王原名郭孟浩，香港初代行為藝術家之一，曾於葛量洪教育學院（現香港教育大學）、香港大學、中文大學、紐約藝術學盟（Art Students League of New York）等學府修讀藝術。作品多以概念及行為先行，亦有繪畫、雕塑、裝置等創作。

他以重組案情作比喻，會重新打印相片和字畫來佈置展區。密密麻麻的字海中，貼着”I write your name in Chinese”及”I write anything in Chinese”的標示。為賓客即席揮毫之後，他便會舉起相機拍照留念，定格的一瞬間，也是創作過程之一；展場人往人來，或許他們以後就不會再見，這就是所謂的機緣巧合。

蛙王的藝術足迹遍及世界各地，早年旅居美國，近年也常作為香港代表參與國際藝術活動，如韓國光州雙年展、意大利威尼斯雙年展等。他笑言自己「玩慣咗」，不論去到任何國家都照玩如是。今年2月，他參加了日本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在「香港部屋」鄰近社區進行藝術創作及表演，與當地居民交流。

「這計劃在日本的偏遠大自然地方，邀請各國藝術家『播種』，每年都有新人加入互動，豐富當地文化；至於Art Basel之類的活動，每次舉行完便會通通拆掉，像快餐那樣，方便各地買家，比較商業性。但這對我不成問題，一方面我自己都要生存，畫廊幫我賣畫的同時，我亦不忘搞文化傳承、繼往開來，注重教育。」

他所創作的行為藝術，玩的是即興文化，「即是有種偶發性、偶然性、隨意性、實驗性、創造性；我亦講求『任次元』，即是任何形、任何量、任何媒介、任何意念和任何維度皆可創作藝術。」因此，對蛙王來講，盛裝打扮從家中到元朗市區是行為藝術，在國際藝術盛會隆重登場也是行為藝術。

蛙王今年2月時，曾探訪新潟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香港部屋會場，進行演出。

藝術家的生活與生存

用行為藝術扣連生活的香港藝術家，今年還有藝術家組合黃宇軒和林志輝。他們這次創作的《Pavilion for our living》，便是佇立於Art Central展場內的一個170呎單位，讓每個走進去的人，載上耳機，在四分鐘內靜聽關於一個藝術家的居住故事。

黃宇軒跟六位香港藝術家做了訪問，瞭解他們的居住狀況，「當談到為何住百多呎的劏房時，少不了觸碰到他們的生活與生存問題，我希望那些從世界各地來香港參與藝術博覽的人，可以更深入和立體地了解香港藝術家的生存狀態。」作品就是一個空白的小盒子，由觀眾自願進入，是一種介乎裝置藝術與行為藝術之間的呈現。

一般人想像中的行為藝術，是藝術家在做一些表演，與觀眾互動，又或是讓他們介入藝術家的作品，大師如Marina Abramovic和謝德慶，以自己的身體作為實驗，推至極限，令人反思身體與社會的種種角力，「行為藝術是radical的，在於藝術家如何干擾日常秩序，而觀眾的存在就完滿了作品。」

兩名參加者對坐着，戴上口罩，口罩上投射着關於SARS的二百九十九個字詞，由觀眾變成行為藝術表演者，黃宇軒的作品顛覆了一般人對行為藝術的理解。

觀眾變成表演者

而他的作品，正讓人反思行為藝術的本質，到底誰是「表演者」？必須要是藝術家本人嗎？「有些行為藝術表演會請人表演，我們可以讓觀眾也成為表演者嗎？」白盒子內，只有一個觀眾，玻璃門外，經過的人可以看見他在空間內移動，觀眾變成被觀看的對像。

行為藝術很多時都是表達對社會的控訴，理應存在於街頭或其他空間，一旦進入藝博會，會否失去原本的意義？黃宇軒坦言這不是「控訴型」的作品，反而是site-specific的，「希望觀眾知道藝術世界好大，買賣作品背後，藝術家的生存是怎樣的，再扣連到整個社會環境。」

（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