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為2013年，何福仁起了為西西整理資料之念，「研究西西的文章甚多，這些文章不只在學報、文學刊物中出現，還散見在不同的媒體。我那時是希望可以整理好這些文章，不單讓研究者可以使用，也讓對西西有興趣的讀者可以看到不同的角度。」何福仁這樣描述初衷。
然而開始時，何福仁低估了這工作的難度，他找來一位學力不俗的年輕學者幫忙，從學者意見才知道工程之大，輾轉之下，才組成了一個六人編輯委員會，再加上出版社的編輯幫忙下才成事。「當時與中華書局談，上限是二十萬字，結果當然是遠遠超標了。」何福仁笑說，「而我們這些老人其實就開開會，給點意見。真正在工作的其實都是兩位研究生。」
王家琪及趙曉彤就是當時那兩位研究生，那時她們正隨香港中文大學的樊善標研習，也就介入了這浩大的編輯工作。
「最開始是要在圖書館及各資料庫上，找出所有與西西相關的文章，並將之整理出一個清單，讓編輯們可以討論。」王家琪說來輕描淡寫，但其實西西寫作已逾六十年，從早期或因其前瞻性而未被廣泛認同，到近年的評論研究已愈來愈多，據學者凌逾所考，在2008年時研究西西的書評論文近二百篇，六部碩士論文，「這部書我們將期限定在2014年6月為下限，收集到的文章，有逾九百篇。」王家琪說單是整理好這個清單，已花多過兩年時間，及後再作討論、取捨，最終收錄不多於四成。
選好文章後，還要逐一向作者取得授權，統一凡例，文章分類等，2013年開始的計劃，到了今年才修成正果，但其實這也是只是一個階段的總結，「我們希望這一個階段的完成，意味着另一階段的開始，希望日後作者如有有關西西的文章，也可以傳予我們。」何福仁這樣說。
不再逃避現實
此研究資料內有評論、短評、訪談、出版及活動報道等分類，而有趣的甚至有「續作、仿作」部分，收錄了不同作者受西西啟發而寫的作品，又有西西的編輯方面的研究資料。「對研究者來說，這些部分暫時是比較少用得到的。」王家琪這樣說。西西在八十年代初，就大量閱讀中國的小說作品，認識了莫言、韓少功、王安憶這些當時年輕的作家，直到八十年代末，台灣逐漸走出白色恐怖，西西當時就以編輯的角色，向台灣讀者介紹這些作家，不過這中介人的角色，其實鮮少有研究觸及，「畢竟編輯的工作，很難被研究吧？」王家琪說。
但就如這樣的一部研究資料，其實亦需要編輯們難以量化的努力，方才能完成。當研究資料放在一個歷時性的框架裏，當下的讀者就更容易看到西西作品在不同時代的意義。它們可能曾不被認同，但時間有機會深化討論，又或展現出作品的重要性，「在六十、七十年代，有些論者會說西西的作品是逃避現實的，」何福仁說，「但到了現在，仍抱存此論的人應該不多吧？」
在編輯這部研究資料時，西西同意此計劃後便不加干涉，只是說作者中十之有七八，她是不認識的。作者們從西西的作品中了解她的想法，研究資料的讀者們從這些文章中了解作品，到了最後，我們擁有的，是西西的作品，這才是作家留給世界的資產。
誰人在寫
到了這刻，西西仍在寫作。「我笑說叫她不要再寫專欄了，就把未完成的小說寫好吧。」何福仁這樣說。西西現在仍在明周專欄寫她的玩意，而如同許多香港文人，他們的小說作品也是由專欄結集而成，西西的《候鳥》仍如是，當年是每天八百字，以閒話家常的寫法寫成。
「當年她在《快報》連載小說，那時許多人也看不懂，其實也是草草完結，所以《候鳥》成書後，剩下的部分久久也未出版。」何福仁說。
西西在《織巢》的序言中，提到了法國畫家迪加的舞者雕塑。與莫奈同期的他，最著名的作品除了他畫出舞者練習的畫作，就數這個《十四歲的小舞者》（La Petite Danseuse de Quatorze Ans）了。
在當時，舞者其實是社會低下層人士，畫家是不會畫她們的。但迪加不但畫了，還為她們製作雕像，雕像是穿上真實的舞衣、舞鞋。「時間成為了繪畫的主宰，但其實失去了時間本身的意義，」西西如此寫道，「但他這個作品，是更大的突破，把時間歸還時間，它在舞者身上，與空間結合，流動、變化，而且生生不息。」
文學藝術都可以如此。何福仁拿出西西母親的手稿，那是西西母親的自傳故事，「這是她的自傳故事，通篇沒有標點，也有夾雜廣東話，中間說到主角與前男友的故事，雖然用了化名，但其實就是西西母親的故事。」何福仁說。
夾雜成書的還有西西二姨在內地寫來的長信、西西真實世界中曾獲徵文比賽首獎的小說、西西介紹香港第一影室的文字等，這些就成為了《織巢》中「真實的舞衣」，真實與虛擬就結合於一起了。
原來，許多人都會寫，許多人，本身就是一個個故事。西西這樣寫道。
誰人在編
「洪範的葉步榮和葉雲平父子，其實一直都有追問西西這部小說何時出版，」何福仁說，「西西是在她的大妹過世後，整理她的遺物，從而又再將《候鳥》的剪報找出來，終於再編織出這部小說。」
那是一種拼貼的作法，把家庭中不同女性的聲音與文字，拼湊出一個完整的故事。在形式上，小說用了四種不同的字體，表現出不同的聲音，但那些聲音卻不是互相覆蓋彼此的，反而是互相補充，一同織出一個整體的論述。
「西西十分着重形式，但她不是形式主義者。採用某種寫法都是經過思考的。」何福仁說西西的小說幾乎每篇都用不同的寫法，而在《織巢》中的寫法，其實在早年《快報》連載時已經有想法，就是用不同的字體去代表不同的聲音。但當年仍是執字粒的年代，用不同字體會增加排字房的麻煩，當年就把其他人的說話都放入主角妍妍的叙事。
這樣在報上會造成閱讀的混亂，當年西西很快就變回單一叙述，但現在再寫，就能簡單完成這效果了。
然而人們的聲音，是否因為科技的進步而更易被聽到？這位老作家特地在書中提到社交媒體的出現，讓「褒貶都太容易了，表示一下態度，不用推理，年輕的作者，可能受不了這種衝擊。一個寫作的人，如果太在意別人的批評，包括親朋戚友的讚語，那是自信不足的表現。」
在這部小說中，西西就表現了一種創作觀，她仍是平實地寫，她把自己的人生寫進小說內，但在這編織的過程中，更重要的，該是耐心地聽。
新一代讀西西
「我對他們點我的頭。」作家黃怡如此引述西西作品中的一句話。西西的作品，開啟了黃怡的文學之門，那路徑是因為文字的觸感。
「我小時候讀很多童話故事，當我在中學一年級時讀到西西的文字，那就像打開了我的一道門。原來像是童話的文字，可以如此不同。那是熟悉又陌生的，那好像就帶我從兒童圖書館，走到成人圖書館了。」黃怡說。
她喜歡西西觀看的方式。在她看來，西西有着與香港作家迥異的文字質感，「香港小說家很多時候，文字的陰影很重，那銳利的地方與西西的文字很不同。怎麼說呢？那就好像是安靜的火。平淡的筆觸好像閒話家常，但你細心一讀，是可以看到她的執着。只要你有耐性讀下去，你就能讀到了。她有些東西很介意，有些東西很執着，她想要回應這世界，但她很有耐性的寫，也要求很有耐性的讀。」
題材與形式
她舉了西西的名篇《魚之雕塑》作例。「那小說就好像火一般，在慢慢地燃燒。寫一個人在海邊散步，看到海浪沖來的各種東西，便想到名家的雕塑。當時是內地仍有許多偷渡客的日子，那散步的人看着某『雕塑』，卻發現那是人的骸骨，是偷渡者的屍體。」
小說的推進是淡然而緩慢的，但對社會及人性的反思，甚至對藝術的質疑，都放在這小說裏。「在我剛剛寫作時，我可以看到自己的某些部分是來自西西的。慢慢我才看到哪些是我自己的。」黃怡說。
作為西西的後輩，她在西西此次病前數個月就相約喝茶。有時她觀察到這老前輩仍有極強的觀察力，坐在窗前，隨時也被走過的小狗所吸引。在這城巿執意用小說書寫生活的人不多了，在黃怡看來，像是西西般重視形式的就更少。
「我覺得如果題材非常鮮明的話，形式可能不太需要關注。我這代人寫小說的，關注小說形式的，我不太遇到。那可能是我們都被某些明顯的題材吸引了。像我有時也是這樣，我把自己的經驗分為幾組文稿，像是英國留學的經驗、西環的歷史等，然後就去寫，這樣有時會更銳利。」
但這種銳利並不應該是寫作的全部。她認為有些事情很難不用小說去講，而有些小說亦很難不去思考形式。「像我在寫家傭與僱主之間的關係，如果不用小說去寫，那怎樣可以公平地表現他們的處境呢？有些故事亦是需要獨特的形式去表達，又或者說，形式可以就是小說本身吧。」
記着這位作家之必要
劉以鬯的去世，讓我們復又想起香港文學的種種。曾經，這個被稱為「文化沙漠」的城巿，就因為一些作家的個人努力，開出了華文世界奇異的花朵。那個時代，世上有過朝氣勃勃的我城。西西這位作家，就用她童趣又暗藏銳利的筆，記錄了一個時代。
誰說世界只有一個真實？我城的故事，西西寫下了。那是她構建的世界，一個人是可以構建出一個世界的，甚至令許多人相信這世界。
在現在這喧囂的世代，我們還會相信別人構建的世界嗎？我們不知道，但起碼我們看到，我們仍擁有這位作家，她仍在寫。希望我們仍在讀，如是相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