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余華來說，寫作本身就是他用來對抗現實的方式。他曾是一名牙醫，每天就是在小鎮醫院裏手執鋼鉗，為不同的人拔牙，「口腔是世界上最沒有風景的地方。」他這樣說，「日後曾有外國記者問過我，為什麼要放棄高收入的牙醫工作，轉為作家。他不知道，在那時的中國，做牙醫與作家，一樣是取同樣的工資！」
外國人不明白的，當然不只這種不同工但同酬的共產體制。例如說，在他成長的年代，他沒有「合法」的途徑可以閱讀文學作品。那時的中國，幾乎所有文學作品都被視為「毒草」，只有一定數量的禁書，在民間秘密流傳，這些書籍有個共通點，就是因為久經流傳，頁數往往殘缺不全，那些空白之處，讀者只能依靠想像力去填滿。「讀不到結局，那對我來說太過痛苦了。不知道開始或中間情節，我都能忍受，但結局啊，那很難去忍受。我向其他人打聽結局也不得要領，便只好自己想像出結局。」
關於禁書，余華還有另一個故事。他高二的某一天，有位同學告訴他，借到了一本關於愛情的手抄本小說，不過只剩一天時間，明天就要還了。那本小說是《茶花女》。余華與同學一起讀，讀到三分一，大家就害怕失去這本書，便停止閱讀，開始抄寫。二人輪流抄寫，一個通宵，竟把整本小說抄下了。結果卻是，因為二人的字迹愈來愈潦草，自己抄的還可以讀懂，別人抄的就完全看不明白了。最後，他們要一起閱讀，二人才能理解整個故事。
那是貧缺的年代，而寫作、閱讀所包含的想像力，讓余華無論在現實生活，還是想像世界中，都可以有更多的可能。他在創作中創造生命，然後把他們大量殺死。這大概源自他的生活體驗，他在文革中長大，父親是醫生，他自己又做過牙醫，對於血淋淋的暴力的事件推展，他所知甚詳。然而中國的改變，改變快得難以想像。以文學創作拉拔想像力的時代很快就過，隨之而來的，是現實荒誕得出乎我們想像力之外的時代。
詞彙就是切入點
然後，余華在2011年交出他生涯中最直接、最接近一般意義抗爭的作品。這次不是小說。「《十個詞彙裡的中國》是我從2008年北京奧運時開始寫的。那時的中國，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奧運當然是一個誘因，但三十多年來，許多社會矛盾，其實都被經濟高速發展的樂觀情緒掩飾了。」余華說，「我在寫的時候，就知道，這本書可能在內地出版不了。」
關於近代中國的瘋狂，余華在2008年出版的《兄弟》，已把那些荒誕情節陸續以真實事件的姿態呈現我們眼前，「現實可以比小說荒誕的。」他說，但當小說家要採用小說以外的形式記錄，那就是因為對當下社會，有了需要即時修正的渴望。小說太迂迴，於是用詞彙切入，清晰地直接描述，就成了作家的義務之一。
《十個詞彙裡的中國》最終真的成了禁書，不能在中國出版。然而，這本書在網上卻瘋狂流傳，「這個時代，禁書的傳播比我們當年更容易了，而且一旦成為了禁書，傳播的速度就更快。」這種秘密會社式的文字連結，從書本被視為知識傳播工具開始，就已經開始出現，余華明言，他投入於這連結當中，也曾用作品回饋過這連結。不過，當問到他怎看當下的中國，他卻如是說道，「現在的中國已經進步多了。我不能評論整個中國，因為它幅員太大，各地的狀況也有參差，但我的觀察是，在不同位置，也有希望改善狀況的人。」
他也聲稱，自己現在快沒太多時間寫作了。他半帶戲謔的說着自己現在的生活，與朋友見面，晚上看歐聯足球賽，早上看NBA，就是這樣過生活。我們不知道這是否就是他真正的生活，還是一種自我保護的宣言，我們只知道，當他出版了《十個詞彙裡的中國》後，他仍能出版新作，不像某些中國作家，正面對着不知是否存在的封殺。例如說，接下來的受訪者許知遠。
余華，1960年生，中國著名小說家，曾是中國先鋒派的代表，有小說作品《活著》、《兄弟》、《許三觀賣血記》等、雜文集《十個詞彙裡的中國》、《我們生活在巨大的差距裡》。2004年與莫言、李銳一起獲得法蘭西藝術與文學騎士勳章，2014年時成為杭州巿文聯名譽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