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明一派再次復合，無可避免地，樂迷們又會想到這些年來，香港樂隊音樂的轉變，以及他們如何回應這個時代。樂隊音樂在香港從來不是主流，但這三十多年來，仍有一些樂隊以他們的方式，走進了主流樂壇的視野，造就了一些改變，這些在主流中的邊緣樂隊，所呈現的，其實是主流所不敢說的，不敢嘗試的面貌。獨立要通過實踐才有意義，而這些樂隊，則呈現了在不同時代裏，獨立自主的可能性。
1980s 焦躁與派對 達明一派<
八十年代，是不安、躁動與派對的年代。一大堆你也許還會記得的樂隊──太極、Radius、Beyond等紛紛湧現，當然，還有在這些樂隊中也算異數，以電子音樂為主的達明一派。然而成立三十一年，達明一派縱然已經不再是活躍創作的樂隊，他們活躍期的創作，加上成員個別的行動，使他們成為了某種圖騰式的存在──反映時代的、敢於發聲的，同時也帶有派對式玩味的樂隊。如果你要說找一隊樂隊，來反映香港這三十年來，尤其是八、九十年代的精神狀態，那我們不如來談談達明一派吧。
爭議中的進步
坐在人山人海辦公室時，黃耀明與劉以達已在電台接受了整天的訪問。「好像是輪街症似的。」先坐下的劉以達笑道。旁邊有人開了一個夢遺大師的玩笑，達哥笑了一笑，啖了一口溫的可樂，「溫的比較健康，但其實這到底也是壞身體的啦。」
然後明哥提着一杯茶坐下，還多拿了一隻小杯放茶包，免得泡太久。二人倒是精神奕奕，他們成立三十一周年的音樂會，海報剛剛正式確定了。「海報設計過程有許多意見，也有一些爭議，」明哥說，「但我相信，在爭議之中，可以得到更有趣的結果。」
海報概念是向Beatles《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封面致敬，在封面出現的人，是這三十一年來，影響香港和達明一派的重要人物。海報原來的版本，這些人物都以真面目示人，但經歷了一些爭議及意見，最終那些人物的面部，都給達明一派兩位成員的面部遮掩住了。
大家都是達明一派。又或者說，達明一派某程度上， 一直嘗試與社會連結。「大家都知道，我因為佔領事件，失去了許多工作機會。」明哥說。「我是支持他的。」劉以達這樣回應。「我想，他也許不會像我一樣，有時會走到很前線，但他會有自己表達的方式吧。這點我想我們彼此是一致的。」明哥說。
三十一年，直言重組是為了朋友，多於為了音樂，達明一派無論在音樂還是意識上，也是香港樂隊音樂的主要標桿，他們到底是怎樣在主流樂壇得到成功，又一直走過了三十一年？
六四焦躁
運氣是極重要的。於八十年代的樂隊熱時代出道，達明一派自言自己是幸運的。「我們一出道就得到某程度上的商業成功，而這種成功，是唱片公司不熟悉的。所以他們放手讓我們自己來。」明哥這樣說出達明一派之可以保持自由的主要原因之一，在這自由的處境下，他們不斷求變，「開始時那五年，我們可以九個月出一張唱片，而每一張我們都是滿意。」
那五年是怎樣的五年？達明一派於1986年正式出道。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出爐，香港進入對回歸的焦躁之中；1989年，春夏之交，那對中國的恐懼具體呈現。而達明一派的活躍期，其實就是這五年，在1990年的年初，達明一派錄有《十個救火的少年》、《天問》、《皇后大盜》等歌曲的大碟《神經》推出，「例如說是《天問》，六四當晚，我在電視看着直播，第二天起來，就作了這首歌。」劉以達說。
「當然，這張大碟是稍為經過沉澱的。推出時，離六四事件已經半年以上了，我們希望可以大碟可以反映當年香港的氣氛──悲觀、綁緊的，像是第一首歌《你情我願》，就是在談外國護照。」
然後呢？在1990年10月，香港人前景未明，人心惶惶，達明一派舉行音樂會後宣布解散。
分開與結合
明哥在化妝時，已化好妝的劉以達，在門外抽煙。走到門外，趁機追問他剛才未答完的問題。剛才問到二人，這三十一年來，覺得自己最沒有能量的階段是何時，劉以達說是走了去拍電影的時間，還未說到原因，黃耀明便善意地打斷劉以達的話頭，「那一定是因為你專注電影，就沒能量放在音樂上了。」達哥倒是燦爛地微笑點頭。
「那其實也有因為那形象的落差吧，」後來，單獨一人的劉以達這樣回答，「幸好在派明一派時，可以與明哥一起，互助扶持，情況才好一點。」
同樣的問題，明哥的答案是什麼呢？他自覺最沒有能量的階段，是剛剛單飛做第一張個人唱片時，「那時我會懷疑自己，其實是否未夠料，去做個人的唱片呢？」
二人互相扶持當然是好的，但要是如此，1990年時，達明一派又為何要解散？「那是有兩個主要原因，」明哥說，「一是我們當時覺得已經玩無可玩了。我們沒想過，大家可以在五年間玩了這麼多東西，每一張大碟，我們都是滿意的。」
「另一個理由，是我們的音樂取向開始不同。我愈來愈搖擺，明哥愈來愈電子。」達哥這樣說。這也是許多樂隊的命運，意見分歧，各自上路，然後又再在路上再遇。「這次音樂會，是為了老朋友，多於音樂。我們各自出外走了一轉，回過頭來，才了解，有時候一起做音樂，不需要方向完全一致，各有不同想法，只要找到平衡點也是可以的。」明哥說。
對抗反創意
隨着那個風風火火的八十年代終結，達明一派暫且退下場來，各自面對創作及生活的新挑戰。但退場的不只是達明一派，那盛極一時的樂隊熱潮，也一同減退，「你要問我原因，我會說是因為卡啦OK的興起。」明哥說。
因為卡啦OK，不但大量所謂「K歌」的出現，讓一代年輕人吸取的養分變得狹窄，而年輕人也重組樂隊，變成走進卡啦OK內拿起咪就唱，「人們開始不覺得，結他彈得好是有型的。」劉以達說。
「卡拉OK是殺死創意的。」明哥說。但卡拉OK帶來的版權收入，卻讓唱片公司樂此不疲地製作K歌，變相令到曾經有生氣的樂隊圈漸歸沉靜，可以像達明一派般，走進主流樂壇又保持獨特曲風的絕無僅有。但這城巿對樂隊的需要就是完全消失了嗎？1996年10月，達明一派首次復合，推出了《萬歲，萬歲，萬萬歲》大碟，其中的歌曲《每日一禁果》，在主要頒獎典禮中奪得多個大獎，這樂隊的音樂當時仍是時代之聲，然而，九十年代的香港，真的就沒有新的樂隊走到主流嗎？
1990s 同牀異夢 LMF
九十年代的香港樂壇，由於卡拉OK的興起而有過小陽春，但終也因盜版盛行而逐級而下。在這唱片工業制度愈來愈嚴密的階段，另一支走進主流樂迷視線的，卻是由獨立音樂圈子中，橫空走進了主流樂壇的LMF。
同學會式樂隊
走進茶餐廳時，正在那裏貼派對海報的年輕人，將宣傳單張交予LMF的成員。「有時間就過來吧。」年輕人這樣說。LMF仍是辨識度極高的樂隊，縱使他們在主流樂壇揭起回響的日子，已是十多年的事了。
1999年，LMF推出了他們第一張EP《Lazy Mutha Fucka》，同年簽約主流唱片公司，但樂隊的成立，其實遠遠早於此。「應該是由重金屬同學會開始說起吧。」老占說。「會長是阿式（張以式），他主要的工作是在家回信！那還是沒有電郵的年代啊。」阿庭說。
在九十年代，主流K歌方興未艾時，重金屬同學會這組織就在高山劇場舉辦演出，而LMF這「樂隊」的雛型就在那階段出現。「當時阿式辦音樂會《Dark Entry》，有個問題是沒有樂隊願意壓軸──因為要等太久了！於是他就想到成立所謂的LMF，其實就是到時誰高興就可以加入演出。」
要說成為比較「正式」的樂隊，則要數他們首支原創的中文歌曲推出，在1996年，獨立出版的唱片《V.A. 自主音樂圖鑑》，收錄了LMF的首次中文單曲《同床》。但樂隊要走進行大眾視野，則還要等三年時間。
理想的合作模式
「那時是因為華納當時的總經理才簽約的。那時他聽到了我們的歌《La Na La》，發現我們在唱他們，就找人與我們接觸，甚至與我們簽約了！」MC仁說。「那可能是香港主流唱片史上，自由度最高的合約了。」
實際操作上，與華納簽訂合約的，其實是製作公司A Room Studio。這是LMF首張自資唱片的製作公司。根據合約，每年他們要交作品予華納，但就有極大的創作自由度，基本上，他們到時限時交出母帶，華納當時從不過問內容。
「當時簽約也有金錢原故。畢竟我們這麼多人，也需要金錢啊。」阿庭這樣說，「但我們不太玩主流唱片工業的遊戲，我們不會上電視節目，頂多也是出唱片時接受訪問。」
可以促成這種合作，是因為當時華納的總經理是外國人，他比較能理解樂隊的操作方式，可惜的是當唱片公司主政的人一改變，合作方式就無以為繼。「他們的政策像美國總統，數年就換一屆的。」MC仁說，當唱片公司換了一個比較「熟知」香港音樂工業運作的主事人，他們就脫離與主流唱片公司的合作。「知道要換人，我們當然要走啦。那新上台的人是辦Cookies的，到時如果要LMF與Cookies crossover就大件事了。」
自由是聽的權利
「現在我們是在玩音樂，那好像踢足球一樣了。」MC仁這樣形容LMF一班兄弟現在的關係。他們形容在唱片工業中，其實是一個出賣的過程，這不是問題，但重點是，你出賣的到底是什麼，你用什麼價錢出賣，以及東西賣出後你到底能否買回。「自由當然是關乎voice out，但真正的自由，不只是人人都可以講，重要的是聽，是耳朵，是你想聽什麼，就算當權者不喜歡，你也可以找到那聲音去聽。」
然而他們覺得，香港主流的唱片工業，其實也是一種權力架構，那權力甚至是世襲的，「在八、九十年代，他們賺錢太容易了，於是他們看不到其他東西。在那工業中掌權的人，很多不喜歡我們，我們會讓他們恐懼，因為我們的做法，與他們不同，他們會想展示所謂的權力。香港其實不是一個鼓勵實踐搖滾精神的地方。我們變回獨立後，也沒有唱片公司想簽我們啊。現在回想，九十年代有電台想要辦本土音樂運動，但過了幾年去看，就可以看到，那只是口號式的。當業界還未準備好配套，那反而只讓聽主流音樂的人，失去多元的養分。那是失敗的。
「其實他們早就應該衰落了。我們不理會所謂主流在做什麼。」MC仁這樣說。
2000s 尋找座標 RubberBand
當唱片工業漸漸失去影響力，加上對樂隊音樂仍缺乏理解，曾簽約主流公司的樂隊出走似乎是理所當然的路。但這條路當然不易行，而RubberBand正開始探索──2016年，他們結束了近十年的主流唱片公司簽約生涯，成為了獨立樂隊，而這種獨立，自然又與一般理解的獨立樂隊不同。走過來的路不同，他們又是否將會走向不同的位置，又或只是，所謂樂隊音樂，都是指向那個永難企及的精神狀態？
呢度喺邊度
位於觀塘旳Studio剛入伙不久，RubberBand在門前的櫃，放滿了他們歷年所得的獎項，以及大量手寫上地圖座標的EP《呢度》。這些座標，都是RubberBand成員挑選並手寫上EP封面，座標標示的，都是對RubberBand來說重要的地方。
《呢度》是RubberBand獨立後首張EP，「我們所謂的獨立，不是指在音樂上走向不同了。而是在經營上變得獨立。」自小已經有聽阿龍大等獨立樂隊演出的阿偉這樣說。RubberBand在音樂類型上，本身就是比較易被主流樂壇甚至主流唱片公司接受的樂隊，但其實他們在主流唱片公司的日子，也有經歷過曲風上的掙扎。
「在RubberBand的日子，我想最辛苦就是一開始簽約唱片公司的時候吧！」六號說，「我們希望玩的音樂，是比較groovy、swing的，但當時的唱片公司可能不太理解。直到我們的《遊車河》、《小涼伴》等歌曲推出，派台時反應不錯，情況就變得好一點。」
未遇上的唱片公司
現在的RubberBand成立了自己的公司Rb，除了樂隊四位成員外，還有兩位負責宣傳、行政的員工，這樣六個人，就是新公司的全部了。「我覺得在大公司內，可能在宣傳部已經有五、六個人，另外也會有管理部門。但如果在決策上，當我們有事情想去做，而公司不太理解，那就有可能到最後就做不到某些事情了，過去間中也會發生這種事情。現在我們六個人，可以關上房門商討，可以很快速去做決定。這種做法，以其遠景去看，其實是很正的，但短期的收入，可能是零。」六號說。
「我覺得人手是重要的，但理念更加重要。我們走到這一步，最重要的是要找到合理念的合作夥伴，倒個頭來說，我們未找到這樣的一間唱片公司，所以就自己成立一間。因為最明白我們的，就是我們自己吧。每個決定都有得有失，但走到這階段，我覺得得是多於失的。」阿偉說。
獨立的條件
討論到獨立與否，六號認為樂隊的自主性是關鍵，「沒有對與錯的，一些初出道的artist，可能沒有經驗，有些事情要問經理人意見，當你聽到意見，自主性已經減弱了。我們已經走了十年，自己也算是多想法的人，這樣四個硬漢，不如就試試自己試一試吧。」
談到獨立的條件，他們關注的，是在創作上可以自給自足，「可以成就到音樂的人也齊了，這是基本的條件吧。」六號說，「而在發表上，大家也是平等的。你只給到上網的費用，就能發表分享了。當然，這也要有專才去幫忙，但要自己經營social media，我想是必然的事了。」
RubberBand這刻最關注的，是樂隊的信念如何實踐，「坦白說，這亦是我們仍在摸索的。」阿偉說，但去到十年，有了一定的經驗，他們希望可以通過現階段的一些犧牲，換來更理想的未來。六號引述了香港足球教練堅sir的話，「所有犧牲，最終都會得到回報的。我覺得，這樣就是型啊，現在我們可能像足球踢少一個人，大家要多行幾步，我們的信念可以補回我們的缺失，我想，這就是樂隊要獨立的條件吧。」
後記
在這些零落的「主流」樂隊例子中，呈現的問題會是，那我們仍需要本土的樂隊嗎？那需求是否足夠撐起一支主流中受關注的樂隊？這討論的先決條件，就如樂隊們都說，自主度是極重要的。當主流唱片公司添加干預，他們都寧願用自己的方法，繼續樂隊的生命。這才是樂隊該有的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