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文化界或許早已對「西九討論」深感厭倦，畢竟這個作為重要文化搖籃的園區規劃甚久，推倒又諮詢，循環經年，不斷修改。在這片已投注超過二百億元與多年心力的土地上，不時傳出多番爭議。去年底故宮分館橫空降臨，重新引起大家的關注。故宮事件非一日之寒，它象徵了西九長久以來的問題。另一邊廂，民間亦嘗試對話，但屢試無功。民間能如何接通故宮的圍牆？一座國際級、東西文化交匯的博物館，能以怎樣的形態在香港展現？這或許是更值得討論的命題。以故宮事件切入，我們嘗試爬梳一幅西九脈絡地圖。
發展波折不斷
西九在2002年起首階段的規劃以Foster + Partners的「天幕」作概念，加上單一發展商招標，引來巨大爭議，終在2006年推倒重來。第一階段猶如炸開西九第一道裂痕，期間西九文化管理局在2008年正式成立，及至2010年舉行為期三個月的公眾諮詢，最後翌年採納Foster + Partners的《城市中的公園》設計方案。一切彷彿重新出發，但在透明度欠奉的機制裏，公眾無法得知西九的現況。它就像一個隱秘的國度，在城市一角緩緩築巢。
走板的圖像
若試圖勾勒西九當下的版圖，便發現難以找到貼近園區的進度資訊。根據2013年的西九文化區發展圖則，由公園、文化藝術設施與酒店、辦公室及住宅等不同部分組成，並以「林蔭大道」貫穿通達。我們所知的，是文化藝術設施分三階段落成，現仍處於首階段。如今除了前年起開放的苗圃公園，M+展亭是首個建成的永久項目，已開放公眾參觀，並舉行了《曾建華：無》及《形流意動：M＋設計藏品》兩個展覽。M+博物館預計於2019年開幕，另一端的戲曲中心亦將於明年建成開幕。
隨着西九內的文化藝術設施陸續落成，當初的意念能否充分達成？早於九十年代擔任市政局民選議員的黃英琦，一直在民間與公營機構擔當文化倡議角色，現時亦是西九諮詢委員會委員之一。對於西九現時的發展現況，她直指：「規劃藍圖始終是紙上文章，執行上大概有九成會『走樣』。」她認為，「走樣」最嚴重的是規劃藍圖上的設施只剩一半。興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亦會取代原有的大型表演場地。翻開規劃圖，發現大部分早期預計屬第一階段建成的項目，如音樂中心、音樂劇院及中型劇場等，均延至第三批設施，落成之日遙遙無期。
地產「原罪」
黃英琦指出，「走樣」的最大因素，是建築成本高昂，「早在2007年預計以216億來建設十個大型場館與博物館已是不切實際。」西九興建以來頻頻傳出成本超支，不斷向立法會追加撥款。細心觀察，西九文化區內現時的分佈，文化藝術設施只佔整個園區約百分之三十五至四十，其餘酒店、住宅與娛樂共佔去約超過五成。這樣能平衡預算，解決財困，卻同時造成西九的「原罪」，讓民間無法辨清是文化區還是地產項目主導。由最初的「天幕」而起，地產陰霾至今仍無法擺脫。
今年初最新的施政報告內更提出讓西九管理局與私營機構合作發展部分酒店、辦公室與住宅，攤分收入，以預防未來十年高達十億的預計虧損，繞過向立法會申請一筆過撥款，或會造成日後發展權不清。黃英琦認為：「西九管理局日後需要聘請大批物業管理的人手；當以租務來養活區內的文化發展，負責租務的一方亦會成了主導角色。西九可能成為港鐵公司的運作模式──物業部比港鐵部大，最終本末倒置。」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亦以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的三十五億捐款形式，繞過立法會的撥款機制。
軟件爭議多
雖然西九大部分設施尚未建成，但部分機構早已運作。好像M+曾以希克藏品舉行《中國當代藝術四十年》展覽，流動影像、網上展覽與「自由約／自由野」等亦定期舉辦，試探本地的文化水溫。還有「西九大戲棚」，以及戲曲中心的演出等。除了以硬件推動文化，西九嘗試通過更多策劃來推動文化生態發展，欲脫去多年來「文化大白象」之名──只耗資於建設，不重視軟件規劃配套。
早年曾加入藝術發展局的文化研究學者陳清僑指出，西九欲成為帶領本地文化的「火車頭」：「西九的原意是從市中心的大片園地，推動全港的文化生態發展，這在世界亦很少見。不過我們要詰問的，是如何能夠將這一點做得好，而不單以地產掛帥？明顯地，西九是向着旅遊點的方向發展，因此很重視區內的大型建設與人流。」
本地三大官方文化藝術體制─西九、康文署與藝發局，各佔位置與策略，互相牽引。他提到，西九的特殊位置，是填補藝發局與康文署發揮不到的功效。「康文署以一種管理場地的角度來運作，而藝發局亦只能通過政府緊絀的資源來『分餅仔』。相反，西九能獲得更寬裕的資源，肩負世界級文化設施的責任。不過，現階段它仍只局限於園區內，無法與園區外的本地文化環境產生連結。」陳清僑更直道，若向一位本地年輕藝術家問，西九能否代表他／她？答案是顯而易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