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為律師的Antony Dapiran在1994年由澳洲來港，他對香港歷史的興趣由抗爭而起，在雨傘運動期間撰寫報道，後追溯香港的抗爭歷史，寫下《City of Protest: A Recent History of Dissent in Hong Kong》。他最後選擇脫下律師袍，從文學角度繼續書寫。
文學與法制的角度
「現時在港大就讀比較文學與文化研究，研讀海外、中國及香港的現代與後現代作品。」他在澳洲讀書時，中學就要必修中文與法文。「大概是當時已經感到中國會崛起，我們與中國都將會有更多的交往。」到了大學，他更選修法律跟文學雙學位課程，加上多年來往香港、北京從事商業法律事務，使他對香港的歷史發展結構，比起其他居港多年的外國人有着更豐富理解。
他第一次參與的抗爭正是律師遊行，那是1999年首次人大釋法。從律師與商業運作的角度來看，他的著作整理抗爭事件，除了有豐富的個人經驗，也對事件的社會因素以至政府的處理手法提出敏銳的觀察。
書中由六十年代天星小輪加價騷亂開始，整理出抗爭的脈絡，把不同時期的歷史更明確地串連起來。「香港的抗爭許多時都由民生而起，多於深遠的政治訴求。」他以本土運動興起為例，追溯到雨傘運動前由身份認同而起的抗爭脈絡。
囍帖街拆遷是其中一個例子，他形容該條街道演變成迪士尼樂園般是可怕的轉變。那段抗爭史讓他想到王家衛的《重慶森林》，金城武對菠蘿罐頭說：「或者所有東西都有一個限期。」Antony指出，香港人的抗爭目標很多時並非直接的政治訴求，但壓迫的來源卻離不開複雜的政治局面。
內外橋樑
「抗爭許多時是社會轉變的轉捩點，疏理其中的歷史你會知道城市是怎樣變成今天的樣子。」他住在灣仔星街，雨傘運動期間投擲催淚彈時也在現場，動筆寫作的原因正來自當時深刻經歷。為了要把事件的因由傳遞開去，他當時為海外不同報章撰寫報道。書中卻記錄了更多自身的經歷與心情，還有人們無助的即場反應。「雨傘運動不是突然發生的事件，而是由許多前因組成。」由反高鐵到囍帖街到朱凱廸於立法會選舉成為票王，外地的人未必可以理解背後的因由。
「我想書寫的不止是雨傘運動發生的事情，我想人們知道更多其中的前因後果。」因此他知道只有一本關於雨傘運動的書並不足夠，只有把雨傘放在一個歷史語境中，才能真正引起別人的興趣，而且足以向世界散佈關於香港的消息。「我不止希望香港以外的人對這些東西感興趣，而同時希望香港人本身也更關注其中的歷史脈絡，以至了解今天發生的事件因由。」他仍然相信，外地關注可以對當權者造成壓力，這是為何他放棄從事二十多年的律師事務，毅然從文，繼續關注這個他生活的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