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居的名字，其實來自九龍塘的一個住宅，」可以居計劃的發起人黃淑琪這樣說，「在讀書時，我經過它時會想，在這裏住也不錯啊。但十多年過去了，可以居仍是這樣的一棟住宅，但到底已是舊樓，周遭已是什麼豪庭之類的所謂高尚住宅。到底什麼地方才可以居住呢？家這個字，有時是很模糊的，而如果你說到『居』，那就更模楜了。」
慢着，這些概念真的很模糊嗎？對香港人大多數人來說，所謂家的概念，可能不模糊。在大廈中的小單位，沒有什麼可變的餘地，費煞思量如何用盡空間，這可能就是香港人家的想像。
可以居這計劃，談的是香港另一種類的家。其第一部是有關於白沙澳鄉，「我在那裏，一個大概一個客廳般大小的空間中，看到過千隻蝴蝶。」黃淑琪說，這是她選擇白沙澳鄉作為主題的原因之一，家，可以與社會告知我們的截然不同。「起初這計劃打算做五部的，那時有人提議，不如我們做做居屋之類的吧。我會覺得，那不是我想做的。」
因為就算是公屋、居屋，這些居所，其實也是政府、社會提供的標準答案。而他們想關注的，是更「另類」的可能。可以居的第二部，談的就是寮屋。
歷史的建設
1844年，時任港督戴維斯提及，低收入的工人為了工作方便，會把房屋興建在工作的地方附近，由於那些位置理論上屬於「皇室土地」，這種寮屋是違法的。但當時的英政府，甚至未接管新界，直到新界歸入英國，當時的輔政司駱克建議香港引進土地登記制度，新界成立了田土衙門，香港才漸漸有了完整的土地法，在早期，因為英國法例上地權是屬於土地的使用者，如地主沒有使用土地，例如只是收租，其實等於放棄地權。
由於二戰後大量中國人民湧到香港，寮屋成為了許多人民居住的地方。寮屋不一定非法，早期的香港政府甚至有規劃寮屋徙置區，以解決住屋問題。但由於公共房屋成為房屋政策中主要的解決方案，巿區的寮屋大大減少，而在新界，因為工作的需要，則仍有不少寮屋繼續出現，但這些寮屋許多是農民得到政府批准，再得地主同意後，才合法興建的。
而直到1982年，政府對寮屋作最後登記，在此以後興建的寮屋就不再合法。
「居住的地方，其實可以發揮到想像力的。」黃淑琪說。她曾見過一個寮屋，在門外鋪了100米的地磚，然後才是閘門。她又聽過寮屋居民的傳統，他們會在農曆七月七日，在河流取一壺水放於牀下。那天萬物安靜，連鳥蟲也會噤聲，取過水後，每當你傷風感冒，身邊不適，取一瓢飲，也有功效。「我問過許多守這習俗的人，沒有一個人說沒效呢。」黃淑琪說。
這不是醫療建議，而是一種暗示。你會認為在銅管流出的自來水，對你的健康有任何功效嗎？當我們的家，與自然的距離愈來愈遠，我們其實會開始對許多東西視而不見。而看看寮屋人們的生活，那讓我們會察覺，生活可以是另一模樣的。
「其實在考察的過程中，我們看到更多不同的居住方式，有大眾想像的鐵板寮屋，也有是將幾個車廂疊起來。最差的狀況我們甚至見過，在一個看似閒置的貨櫃中，裏面其實區間了一個個牀位。」黃淑琪說。
但部分惡劣的環境，是否代表寮屋就應該全部取締？可以居，是在探討居住不同的可能性，而重點其實是可以選擇。而即使政府一直有提供不同的方案去讓寮屋住戶上樓，仍有不少寮屋住戶繼續留守這相對自由的生活空間。那原因到底為何？
在公義的土地上
「寮屋住戶會怕受訪，甚至不願告訴別人自己住在寮屋嗎？」
袁易天回應說：「那是你們的想像。現在仍住在寮屋的人，許多是覺得寮屋很好，甚至想一直住下去的。」
袁易天是農業雜誌《香港種植》的總編輯，也是這次《可以居──想像寮屋》的寫手。他本身就是馬寶寶社區農場的中堅分子，同時也是鄉村寮屋的居民。在他筆中，由可以居團隊挑選的三個寮屋居民例子，展示了寮屋居住的不同形態。
「如果馬寶寶這裏給收了地，馬寶寶社區農場也會到此為止了。因為重點其實在於社區。」馬寶寶社區農場的位置，因為面臨發展商原址地的發展計劃，被收地似乎是難以逆轉的命運，而在農場內的，其實也包含了一間寮屋。「這條村的寮屋，其實都是同一位馬來西亞回來的師傅，逐家逐家搭建而成的。」他說政府早年其實一直通過賠償及安置，吸引寮屋的住戶遷出，但到了現在，仍在居住的人，其實都不太希望搬離家園，「鄰舍的關係是很重要的。在這裏，許多時即使要設置鐵絲網，也不是為防人，而是防止狗隻跑到別人的田而已。」
失去農業政策後
住在寮屋，其實也只是想望一個家。「那是穩固的，也能滿足需要的。」如果是農民的話，就是可以住在田旁，不用擔心大風大雨時，屋頂會給吹掉。務農可以是一種選擇，在八十年代之前，香港的農業政策，加上政府部門的酌情處理，農民其實可以在寮屋中生活的。「我那時住過一家寮屋，」袁易天說，「外牆都是鐵皮，不太漂亮，我拆開它時看到有磚。當寮仔部人員看到，就說你快貼回去，讓我拍照證明我看到的是鐵皮就好了。」
那是不法的，如果你將對艱苦務農人士的標準，定得與高官僭建同樣，那又是否算是公道呢？「公平與公義是不同的。有時當法例訂立了，在前線操作上其實有很多灰色地帶，這些灰色地帶可以是草根人士的生存空間。」
這次可以居團隊走訪粉嶺、古洞、荔枝角、荃灣、石澳等地，觀察寮屋物料及選址的關係。而他們關注的重點，其實在於人。三位受訪者，各有不同的故事。「蕭生三代人住在流浮山，曾經是顯赫的家族，但因為家道中落，在該處也只剩一家寮屋；我的四叔為了生存，逃難到了此住在寮屋，用自己的手開闢生活；而曾行船的戴載來則很難弄清他的話是真是假。」黃淑琪說，而在書中，就詳細記錄了三人的寮屋故事。
這些人都是選擇繼續住在寮屋的人。即使他們的居住環境不能說是十分理想，但他們到底也有自己人生的想像，而這想像，其實是在城巿一式一樣的「四四正正單位」之外的。
「寮屋其實是一個相對自由的空間。」袁易天這樣說。
到底怎樣的生活才可以？這問題，也許可以通過寮屋參照，得到一個更有想像力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