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台灣前輩曾經告誡我說：長篇小說是一個夕陽行業。連資深小說家也這樣說，作為後輩的我還有什麼希望？頂多也只能在日漸黯淡的夜空角落裏做一顆沒有人留意的暗星吧。好些年後我在一場演講中豪言（其實是發晦氣）：就算做不到長篇小說第一人，我也要做長篇小說最後一人。前半句說的是品位，後半句說的是時序。
十二年前，黎紫書出版她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告別的年代》。當時她已經以短篇小說的卓越成績成為首屈一指的當代馬華作家，但她認為若要獲得真正小說家的頭銜，還必須通過長篇小說這一關的考驗。我寫了一篇文章回應，題目是〈為甚麼要寫長篇小說？〉，收錄在她的大作的附錄裏。這除了是一篇「打氣文」，也分析了在當下華文創作中寫長篇小說的理由。我們共同面對三大困境，分別是「邊緣位置」、「經驗匱乏」和「文學終結」。今天回看，這些觀點不算錯，但也並未徹底解答問題。
問題是：為什麼隔了十幾年，我（們）還在問相同的問題？或者，為什麼「為什麼要寫長篇小說」會成為一個問題？這並不是必然的。對前代的大部分小說家而言，這個問題根本就不會被提出，也即是不成問題。在西方，小說本身就是指長篇小說（novel），而短篇小說（short story）是個次要類型。在現代文學史裏，絕大部分經典小說都是長篇。雖然也有人以短篇小說知名，例如契訶夫、波赫士、 卡佛等，但肯定只佔少數。長短篇兼寫的作家也有，但也不是常態。可以說，正宗的現代小說是長篇小說。
這狀況似乎至今不改。我聽過一些外國翻譯者和出版人說，短篇小說集通常銷量不佳，遠遠不及長篇小說。當然，隨着閱讀習慣的改變，現在也不流行傳統的大部頭長篇了。 最受歡迎的是「比較短的長篇」，即是介乎傳統的novel和novella之間。換算成中文，大概就是十萬至十五萬字左右的長度。在這樣的文化習慣和認知下，寫長篇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情，毋須思前想後。只有處於一個語系的邊緣的少數者，又同時處於現代文學沒落或退潮的時代，寫長篇小說才會成為一個必須慎重考慮而且反覆自我質疑的問題。
在開始的時候，我沒有察覺到這個問題的存在。在香港要寫作文學性的長篇小說，歷來也是困難重重的。前輩作家寫長篇小說，通常是先在報章專欄連載，然後才出版單行本。未經分開發表而出版一部完整小說，是非常奢侈和罕見的事情。相對地，台灣的文學出版條件比香港好，長篇小說的寫作方式也比較自由，不必為了遷就連載或分拆刊登而影響小說的結構和寫法。到了九十年代初期，《中國時報》和《聯合報》舉辦的文學獎還依然設有長篇小說的類別。我就是為了參賽而寫了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
一九九四年，我同時參加了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的中篇和短篇組，以及聯合報文學獎的長篇組。結果中篇和短篇獲獎，長篇也進入了最後決審四強，但卻沒有得獎。（是屆首獎從缺。）對一個新人來說，一部二十萬字的長篇沒有得獎的話，要出版並不容易。我參考了評審的意見，把小說從頭到尾大改一遍，把題目由原本的《女身》改為《雙身》，第二年再次投到同一比賽去。這次再度入圍，有些連續兩屆在任的評審認出這部東西來，覺得稍有進步，於是給了個「特別獎」以作鼓勵。這說明了死纏爛打是有用的。《雙身》在一九九七年由聯經出版社出版，是我第一本長篇小說。
這似乎說明了，我最初寫長篇的理由很簡單，也很膚淺，就是為了得獎，肯定自己是寫小說的料子。但是出道之初的幾年，我寫的主要是組合式的短篇，也即是「V城系列」中的作品。也寫了一些傳統形式的中篇和短篇。真正嚴肅思考要不要寫長篇，是在二千年之後。那時候確實有一種感覺，短篇或中篇的長度已經不足以承載新的構思。我需要更大的容量去建構心中的想像世界。說長篇的最重要特質就是長，好像是一句廢話，但它同時是真理。因為夠長，所以才能長時間地浸沉在那個虛構世界裏面，成為一種和真實生活既相即又相離的經驗，最接近地創造一個等量齊觀的平行宇宙。從那時候開始，我幾乎不再寫中短篇。屈指一算，至今已寫出了十本長篇小說。
香港文學近年不乏優秀的短篇小說新人，但似乎很少年輕人有意挑戰長篇。也許他們的文學觀已經改變，認為長篇小說不合時宜。我開始擔心自己的胡言亂語會成真 — 真的成為 「長篇小說最後一人」。很多人會覺得，長篇小說耗費的時間和精力太多，不是當代生活模式所容許的。作為一個長期寫作長篇的人，我當然明白箇中的困難，但是困難不是藉口。分別只是想做和不想做。如果想做的話，是沒有任何事情可以阻止你的。
不過還是有令人鼓舞的例子。本職是中學老師的蔣曉薇，在繁忙的教務壓力下依然寫出了《秋鯨擱淺》。早已移民加拿大，身為家庭主婦的黃敏華，在照顧一對年幼子女的空隙中，寫出了《一直到彩虹》之後，又接續寫了兩部長篇，其中一部即將出版。另外還有劉綺華的《失語》，也是近年少見的由新生代創作的本地長篇。「為什麼要寫長篇小說」這個問題，只能靠寫長篇小說來回答，並且注定要永遠回答下去，而不會有一天得到最終的答案。 也許，回答的意志就是長篇小說還可以存續下 去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