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個月，接連有香港作家的書在台灣出版。早前有馬家輝的《鴛鴦六七四》、廖偉棠的詩集《一切閃耀都不會熄滅》，然後是謝曉虹的《鷹頭貓與音樂箱女孩》，最近有蔣曉薇的《秋鯨擱淺》。再加上年初韓麗珠的文集《黑日》，「香港文學在台灣」好像又熱鬧起來了。當然，如果立即推到「香港作家已經無法在香港出書」這樣的結論，似乎是過於誇大，或者是言之尚早。至少，香港文學館便剛剛隆重推出了李智良的新短篇集《渡日若渡海》，重出了崑南的名作《天堂舞哉足下》和吳煦斌的《看牛集》，無論就書的內容還是外觀，都是極高質素的本地出版物。
不過，「渡海」到台灣出書（暫時還未至於要偷渡），並不是偶然現象，當中肯定標誌着某種渴求或需要。它意味着某種形式的「出走」，或者突破某種漸漸收緊的無形界限。不滿足於自說自話，試圖把自己的聲音帶到外面去，這樣的欲望變得更加強烈和迫切。一些作家，好像陳慧和廖偉棠，更加已經移民彼方，成為「在台香港作家」了。在可見的未來，會出現一場「香港文學大撤退」嗎？聽來好像杞人憂天，但世事難料啊。
事情本來不是這樣理解的。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西西、也斯等前輩早已在台灣出書。西西曾被誤以為是台灣作家，除了出於某些人的無知，也表示兩地的文化交流還未夠暢通。到了九十年代，台灣文學通過二樓書店大量引入香港，作家和作品已不限於已成經典的白先勇、黃春明、陳映真等。新進的中堅作家如張大春、楊照那一代成為台灣文學的代表，而更年輕的成英姝、駱以軍等也幾乎同步進入香港讀者的視野。而香港的文學新人，也開始參加台灣的文學獎，視之為向外發展和尋求認可的機會。
我是一九九四年獲得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的。之後韓麗珠、謝曉虹、李維怡、張婉雯等，都曾奪得此獎。前三者後來都有在台灣出書。進入一〇年代，聯經出版社也引入了許多香港作家，好像廖偉棠、潘國靈、陳智德等。香港作家「大規模」在台灣出書，絕對不是新近的現象，但是，到了今時今日「衝出香港」、「登陸台灣」的意義，似乎不經不覺地起了變化。難保有一天不會演變成「撤出香港」和「偷渡台灣」，「港台交流」也會變成單方面的「尋求台灣收留」了。
一直以來，「在台灣出書」也是個美麗的童話。不是我們看不起自己，香港也有非常優秀的獨立出版社，有許多優秀的出版人材在艱苦奮鬥。但是，論市場的規模（特別是文學閱讀人口），論出版業的條件，香港的確不如台灣。無論如何曲高和寡，作家還是希望有更多的讀者。（當然對此不屑一顧的大有人在，值得尊重。）曾幾何時，在台灣出書是實現這個夢想的最可能方法。
與之相比，在大陸出書談不上是一個「夢想」，更近似是為了「現實」。雖然在一〇年代初期的確出現過一陣「北上」的趨勢，不少香港作家都在內地出版社的積極邀請下，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簡體字書，但是不消兩三年這股引入香港文學的風潮便煙消雲散，一些曾經非常熱心的內地編輯都打了退堂鼓。如果真的關心市場，緊張回報，大陸市場是台灣的十倍甚至百倍。在台灣出書首刷以二千本為標準，通常預付版稅，一出書可以拿到約一萬五千港幣的收入。以一本二十萬字的小說計算，每字不到一毫。當然，跟香港一般不設預付版稅相比（自掏腰包或者出版社拖數不計在內），待遇已經算是猶如天堂。但在大陸呢？當年我在內地出了《天工開物．栩栩如真》簡體版，首刷一萬本，預付版稅五萬人民幣，兌回港幣有六萬多。有內地作家問起我書的印數，我如實告知，引起了對方的驚訝和同情。他們一開始就幾萬甚至十萬本，而且陸續加印，財源滾滾。可是，在內地和台灣之間，大部分香港作家還是渴望在台灣出書多於在大陸，可見大家為的並不是錢。
香港和台灣在文化上較具親和感的確是事實，但是，事情也難免帶有一廂情願的成分。我們把台灣想像成文學福地，但事實上在最近二十年，台灣的文學出版一直在萎縮，不少文學出版社關門大吉，文學書銷量節節下跌，哀鴻遍野，救亡的呼聲不絕於耳。在這樣的情形下，我們想跨海過去分一杯羹，不但愈來愈不容易，心裏也有點不好意思。不過，在台灣的出版者當中，還是有很多欣賞香港文學，愛好香港文學的人。就是靠他們的賞識和支持，香港文學才能持續地在台灣找到出版空間，並且通過台灣回流香港。在台灣出版業的艱難處境中，這種對香港義無反顧的支持，實在令人敬佩和感激。可以說，香港文學的存亡空間，有一部分是台灣給予的。我們只要算一算每年香港有多少重要作品是在台灣出版的，便知道這條台港命脈有多重要。
我這樣說不是要放棄香港文學出版。這一環依然必須堅守下去。事實上近年的努力也不是沒有成果。我們完全有能力出版高質素的書本。但是，未來的變化不可逆料，環境條件絕對有可能惡化。當自由地寫作和出版不再是理所當然的事情，香港文學的命脈就要另尋存續的出路。「香港文學在台灣」經過三、四十年的耕耘，肯定是最堅實的立足之地。在這個不明朗的時勢，我們要努力繼續開拓它，寫出無愧於香港，回饋於台灣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