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Bauhaus學校的結束，才是它真正的開始，因為不少這所學校的師生，為逃避納粹政權流散到世界各地，把Bauhaus的理念在世界各地發揚光大，例如Walter Gropius和Mies van der Rohe分別成為哈佛大學和伊利諾理工學院的建築學院院長，夫妻Josef Albers及Anni Albers搬到美國，前者後來成為耶魯藝術學院設計系主任。
在香港，不時都會聽到人們說某某建築很Bauhaus，但其實，香港是否真正有過Bauhaus？香港大學建築系副教授成美芬（Eunice）和M+設計及建築策展人王蕾不約而同地指，其實很難定義哪些建築是或不是Bauhaus，Eunice指：「在亞洲，不少早期到外國留學的學生，受教於已搬到海外的Bauhaus導師，如Gropius和Mies，但嚴格來說，他們不是直接在Bauhaus受訓，只是受到個別老師的影響。而且，在二十年代，除了Bauhaus以外，還有其他的avant-garde的思潮和運動，很難明確地說他們受哪些影響。」王蕾亦指，其實Bauhaus在不同校長的領導之下，主張和焦點都有所不同，如最後一任校長Mies校長着眼建築，跟早期Gropius提倡的跨學科不同，因此很難說有單一個Bauhaus。
在香港，其中一個跟Bauhaus創辦人Gropius有深厚淵源的，是於今年3月離世的建築師何弢，他於哈佛修讀建築時是Gropius的學生，亦曾任他的助手。王蕾提到他最具代表性的建築物──香港藝術中心：「人們總是說藝術中心很Bauhaus，假如這是指它把形態（form）和結構（structure）結合的話，那的確是，那是一個很具挑戰性的地盤（只有一百呎乘一百呎），他在非常狹小的空間，用了三角形去作為結構去興建，同時用以劃分空間。而且他是一個十分跨媒介的建築師，除了建築他也有設計logo、郵票等。」
由豪宅到公屋 港式現代主義建築
1932年，紐約的現代藝術博物館（MoMA）舉辦了一場名為《International Style》的重要展覽，主要展出荷蘭、法國和德國於二十和三十年代湧現的建築風格，展覽中當然不少Bauhaus的作品，引來大量注意，加上當時的雜誌報道，令該時期的建築物很快流傳到不同地方，而Bauhaus建築也被歸納成某些美學或風格特徵：白色外牆、幾何、向橫發展、直角，造型表現出物料或建築技術等等……
Eunice指，戰後五、六十年代，很多地方都出現大量的現代主義建築，尤其是住宅大廈，因其功能主導、沒有多餘修飾，易於量產，興建速度快。但在香港，於更早的三十年代，已出現與當時歐洲興起的現代主義建築風格一脈相承的建築物，那就是位於九龍的加多利山豪宅。「就風格特徵而言，它們跟十年前在德國的現代主義建築物很相似。」但這建築風格由有錢人的玩意，廣泛應用到公共房屋和其他建築物，要等到五十年代：「當時人口膨脹，急需大量建屋，那時的工務局負責的公共房屋都用上現代主義建築語言，其後這風格慢慢運用於工廠大廈、學校、醫院、商廈等。」她半開玩笑地說：「當年Bauhaus的社會主義式理想──製造所有人都負擔得起、具功能性又美觀的東西，也許因其『短命』而無法實踐。現時Bauhaus甚至變成某種品味和階層的代表。相反，在香港及其他地方，把這風格大量用於公共房屋，似乎符合其最初的理想。」
再見功能
沒有一個浪潮能被所有人擁戴，正如Bauhaus一路以來受到不少批評，例如它的反歷史，Gerd Zimmermann在Bauhaus的圖書館內，沒有太多關於建築和設計史的書籍，以免學生只顧模仿前人風格。一方面，這是拋開歷史的枷鎖，另一方面，有人批評Bauhaus所屬的現代主義建築，實際上忽略了不同地方的本土文化和歷史，只是在機械性地重複建一個個盒子。
六十年代，後現代主義興起，他們抗拒現代主義的古板和保守，當時英國的前衞建築組合Archigram出版的第一本刊物就寫到：「我們應該避開衰敗中的Bauhaus形象，那是對功能主義的侮辱。」M+博物館的其中一件藏品：日本設計師倉俁史朗創作於1985年的Homage to Josef Hoffmann, Begin the Beguine亦表現出對純功能的反思。Josef Hoffmann有份於1907年創辦德國德意志工藝聯盟（Deutscher Werkbund），聯盟比起Bauhaus更早提倡把工藝和工業量產科技結合，而Hoffmann椅是典型非常實用簡約的木椅，倉俁史朗將用鐵線將它包起來，再將之一把火燒掉，只剩下鐵線軀殼，王蕾解釋：「這作品既是向Hoffmann椅致敬，也是一個表態，向純功能說再見。」
Gerd Zimmermann認為，今天再去講Bauhaus應該更具批判性：「Bauhaus並不是唯一的教條，我們不需要重複已經做過的事，Bauhaus等於藍色圓圈、黃色三角形、紅色正方形？It’s all over!我們需要延續的是它的思考方式。二十年代是機械化和工業化的年代，那時人們嘗試用預製組件建屋，思考藝術、工藝、科技的關係，這些問題至今仍然重要，今天我們也面對科技革命，而且是全球化的世界，我們應該思考如何在標準化的同時，保存文化多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