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派對的路徑從位處商業中心的會展、九展、酒店展開，流竄至九龍工廠大廈、新界山嶺、離島沙灘，再繞一圈回到鬧市的大街與商業大廈——電子音樂派對的路徑迂迴曲折，從城市心臟舞至工廈荒野，但派對不死。只要有音樂與地方，就能號召人們起舞，以享樂的意志改寫空間的意義。以下部分，將回顧由九十年代末至現在的地上地下派對（按：毋庸諱言，「地上」合法的較為少見）空間史，跟隨舞客的步伐，看見他們怎樣佔領、挪用、翻轉空間，把它們變成在特定時空解放的異質場域。
阿卡（化名）是曾經營運工廈地下派對空間的搞手。踏入他的古董越野車，我隨口說了句：「你架車似足你個場。」阿卡也表示同意。車尾的豹紋毛毯擱着一支結他，喇叭放他愛聽的重型搖滾，灰塵跟聲音一起在空中翻滾。越野車在路上顛簸期間，他說：「我最鍾意是開車，還有音樂，」他指一指我座位下安裝的一部低音喇叭說，「我只要坐在呢個位，只係focus在兩件事：轉波，同音樂，我就乜煩惱都冇晒。」阿卡有ADHD（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坐立不安、精力旺盛、愛好冒險，「刺激」就是他的血清素。他跟英國人拍檔Ronald（化名）合作搞地下派對場地的一年多，兩人就像黑色幽默黑幫片的反英雄角色，接下玩命任務，焦頭爛額但全力奔赴，期間鬧出不少荒謬笑話。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一切源自意外
「搞rave場是一個意外，就如我的出生一樣，也是個意外。」阿卡說自己直腸直肚，想到甚麼話就會從口裏衝出。這個「意外」，先源自他父母沒有做足安全措施，然後瓜瓜落地的他長到十八歲，從南洋某國漂到香港求學、工作。他本想找一間跟朋友合租的房子，誤打誤撞看上一間工業大廈的大單位。他們用上連續一個月的無眠夜晚，把本來的牆敲爛，卻發現沒有餘錢再建睡房。
「不如租給別人搞rave party。」點子隨即落實。起初這裏空蕩蕩的甚麼也沒有，只有撿回來的兩張椅子、放置DJ設備的兩張枱、朋友仗義借出的喇叭。場地很快就擠滿人羣，他們花了一筆錢升級：購置一部新冷氣、裝上隔音玻璃窗，門口的位置也改建成房間，以提高私密度。為了保持隱密，他們更僱用了當「天文台」的朋友，在樓下留意有沒有警察。每次派對舉行，他們也會封五百大元利是予大廈保安，請他看見異樣，便提前告知。保安猶如盟友。「如果我們沒有漂白水、垃圾袋，也會問他。他守夜好悶的，有時有些醉了的鬼佬跟他傾偈，他好像也幾開心。」阿卡說。
每晚也像演動作電影
我第一次去阿卡的場地時，只覺有一男子身影疾如閃電，一時衝到舞池跳舞，一時趕去門口收錢；常常左右張望，無法安定。後來才知道他是阿卡。「對我來說，I get high doing my job。那是一個完全天然的狂喜。當我見到好多人、好多事情發生，我就會感到大大滿足及刺激。」這種刺激往往伴隨着危險感。「每一晚也似香港action movies。我們都有walkie talkie，載着耳機，you know,like CIA。」若知道附近真有警察，他們就會熟練地拉閘、關燈，叫所有人安靜。
「全晚我的心都在呯呯的跳，直到五點鐘左右，若果無事發生，我就知安全啦……We made it。可以安心去屙個屎。」阿卡說。拍檔Ronald也說，若果來者眾多，極其繁忙，一晚一眨眼就過去了。
地下社會 地下法則
除了危機感帶來的刺激，要維持一個運作暢順的地下場地，也少不了繁瑣厭惡工作。Ronald在廁所清理過糞便，也撿過安全套與一條女性內褲。偶爾有醉酒的外國白人鬧事。
有時他們在DJ表演時敲打DJ盤，擅自調校喇叭；最瘋狂一次，有一個醉客，不知從哪裏拆下門柄，把它丟往後樓梯，「咚咚咚」的直墮樓層。他們找來在樓下當值的「大隻佬」，把
不受歡迎的醉客送上的士。「It’s like mafia rules（黑手黨守則），怎樣也好，別報警、別告密，有問題自己解決就好。」阿卡說。
不過，運營了一年多，場地終告結業。阿卡終究無法應付營運場地的龐大壓力，最怕是需付出鉅額罰款。「如果可以選坐牢還是罰款，我寧可選前者，這比我無法付清請DJ的款項好。」阿卡說。
這個地下社會雖看似失序放縱，但自己也是音樂人的阿卡認為，他的場地實實在在幫助過一些沒有場地的音樂人磨練技術，開始登場演出。「香港需要更多這樣的場地。」他說。
於阿卡自己而言，營運地下場地的意義，則在於自由。「我不喜歡打工，我要自由。我覺得很有趣的是，許多香港人說自己喜愛自由，但卻幫老闆打一世工。」也在於外面的風景——住在香港這麼多年，阿卡所住的單位都沒有窗。當初租下這個單位，是因為有一排窗戶，外面的陽光可透進來。「我覺得我要補償返。」他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