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紀實攝影發展與新聞攝影（Photo Journalism）息息相關，尤其作為報道方式，依賴媒體發布平台傳遞內容。近年本地新聞媒體文化急劇轉變，採訪報道愈見艱難，我們走進《明報》編輯室，訪問助理圖片編輯鄧宗弘，見證傳統新聞攝記行業的萎縮；另外找來年輕獨立攝影記者林亦，剖析近年把本地新聞帶進國際媒體的困難。從兩位攝記身上，我們看到新聞攝影崗位更多無法取替的意義。
報館攝記鄧宗弘十年見證行業萎縮 且行且珍惜
與鄧宗弘的訪問約在一個周四晚的報館編輯室，是輪到他「坐堂」（留在報館負責協調外勤採訪）的時間。鄧宗弘是《明報》助理圖片編輯，枱頭放着一份新鮮出爐的「菜單」，羅列翌日報紙各版面的新聞內容，包括港聞、文教、法庭、政情等，他則負責逐一分配即日突發新聞相和資料室圖片，形容為「照單執藥」。
報館夜晚長開一排密集光管，照得明亮。鄧宗弘仍然記得當年見工時編輯室坐滿人，好似打緊仗的畫面。新聞瞬息萬變，調動變化多，當時他等了三個鐘，時任圖片編輯張景寧才騰到時間和他面試。情況就似訪問當晚，同樣出於突發，比約定時間遲了兩個鐘，直到晚上十點鄧宗弘終於暫時處理完編務，趕趁食飯時間聊聊攝記這一行。
鄧宗弘做過幾年廚房、影樓，期間考過三次觀塘職業訓練中心的攝影系才讀到，一畢業就入職《明報》攝影部，是第一份攝記工作，一做就逾十個年頭。他主力做港聞，形容做記者包含幾個不同的工種：「真正入行後，就知港聞不只是遊行示威。譬如『放蛇』，做偵查故事，要扮鬼扮馬完成任務，似做演員，可能有時查工廈違規、僭建起屋，有些是出租公屋。去大陸採訪示威也是，唔通真係舉大機？」二◯一六年，鄧宗弘和幾位記者同赴廣東烏坎村採訪維權行動。當地保安嚴密，入村的路被牢牢封鎖，本來聯繫的村民失去消息，他們甚至要漏夜繞山路入村。「但成條村已經有好多線眼，基本上記者唔可以喺條村走，一直躲在屋內，去到晚上我們已經被捕，其實做唔到嘢。這些都很難，不是你有好的攝影技術便做到。」
但他喜歡攝記這一行。他說，在太陽底下返工，又接觸很多不同的人，適合喜歡吹水的自己。「當然，攝記這個崗位的意義是大的，牽涉公共性。我不是說到好偉大的那種，但對自己來說，會覺得現在的工作某程度上是有一些意義。」
頭幾年工作，對他而言，每單新聞、每個訪問都很新鮮，有時會被觸動；如是者做了幾年，他坦言少不免麻木。「（報道）來來去去，好像幾年前做過，或者面對的問題很相近。但是有時跟他們傾偈做訪問，始終背景故事都有不同，雖然性質很相似，有些都令自己感動，會很代入。」
譬如去年疫情反彈，醫管局縮減非緊急服務，鄧宗弘跟過一單因此押後手術排期、影響生計的病人訪問。他和文字記者上門採訪腳患惡化的桂姐，「那刻看到她說生活困難說到哭了，又在劏房環境，很多東西合起來，會覺得自己有點無力。報道這單新聞，是不是真的能幫到她呢？其實是冰山一角而已。但是我和對方傾偈，感受到對方情緒，會直接地觸動我。有時候我們（攝記）太多事情做，就會好快過去影一張相就走。」後來報道出街，有善心人捐助桂姐在大學醫院接受手術。鄧宗弘說：「你話幫唔幫到？我唔知。只不過你做你現下可以做的事情，結果如何，你預計不到。」
同年二月正值第五波疫情，急症室近乎淪陷，他一星期跑了幾間醫院，包括明愛醫院，「在明愛（醫院）有很多病床被推出來，放在露天地方。那時天氣好凍，夜晚好大風，聽到病人、老人家係咁嗌，噁噁聲，但冇人幫到佢哋。就是那種無力感。」他所做的就只能是按下快門，記下那些寒風中瑟縮顫抖的生命。
佔據港聞版面的當然還有政治新聞。鄧宗弘影過選舉社區論壇的「排隊黨」情況，呈現由旅遊巴接載一羣老人輪班取籌的過程，「你就算知道（排隊黨），用相去表達都是難的。那一刻要找一些方法去展露那個過程，當然有一點挑戰性。我覺得報道出來可以給公眾知道，希望令到本身不關心的人都了解這個情況。啲相絕對唔係靚，但就是一些證據、有功能性的相片。」
鄧宗弘說，如果同樣情況發生在時下香港，作為攝記，做法都係一樣，但他同時反問，迴響會不會真的很大呢？
「可能要看受眾。我覺得一九年社運後，的確很多市民情緒很困擾，會逃避看新聞，或者讀完標題就一笑置之。我們這些hard news真的少人看。首先，報紙來說，當然最直接就是賣紙少了，這很明顯，跟行業萎縮有直接關係。第二樣是，有時候一篇報道出來，如果多人關注，不同社交媒體或其他行家都會跟進，但現在就似乎少了。例如我的同事早幾個月出了一篇關於立法會議員出席率的數據搜集，以前不會好像單打獨鬥，不是《明報》你自己做，可能幾間其他公司都一起做。」
鄧宗弘提到，因為報紙版面有限，需要揀相，而每次比報都是學習，「譬如同一個場合，對比其他行家的相片，就算大家位置相近，出來的效果都不同。即是你怎樣捕捉那一刻，揀選哪一刻見報，無形中其實是慢慢學習。」
然而這幾年間，《蘋果日報》、《立場新聞》及《眾新聞》等多間傳媒機構結業。鄧宗弘憶述，以前出去開工好似打仗一樣，「《蘋果》幾隊人，又拍片又攝記，其他媒體又有兩隊，變相成個場好多人，有時候啲位真係要爭，又逼。現在就沒有了。」他指，在日常工作中，以「吸囚車」（即拍攝囚車）比較困難，講求攝影技巧，「要預判囚車大概在甚麼距離，預早設定焦距。就算被你影到，都唔知中唔中，好似抽閃卡咁。」但他感覺如今更加難在單打獨鬥。「以前去『吸囚車』，或者一宗追尾的新聞，甚至乎突發新聞，身邊會有很多行家跟你一起拍住。例如法庭案，以前可以有四、五個不同媒體的行家，一起認人，分工合作，你睇前門我睇後門，或者有咩事大家互相補位，互相提醒。現在沒有了，只有你一間棟喺度，佢（拍攝對象）喺其他門口走你都唔知道。」
被問到和行家之間會否聊起行業近況，鄧宗弘坦言不多，彷彿大家早有共識，心照不宣，知道呢一行就係咁。「夕陽行業」的說法，從他入行就一直講到現在，甚至愈來愈暗。「好欷歔囉。同行家做嘢都會珍惜，我感覺大家真係會享受多啲做嘢嘅過程，仲見到行家嘅日子。」
他認為，薪酬、經濟問題始終是多年來行業萎縮的癥結。「文記也好，攝記也好，入職薪金普遍都低，譚仔姐姐入職已經是同一個人工。我不是說做廚房不辛苦。特別這幾年，（記者）人工升幅低，或者有時冇得加。一個剛畢業的後生仔，做幾年已經二十八、九歲。這份糧不足以他計劃長遠一點的未來，就可能選擇轉工。」早有聽聞，記者五年是大限。鄧宗弘聞言反問：「有咁長咩？我做十年，上面文記應該換咗五、六代。」
至於他，第一份攝記工作就做十二年，倒是從沒想過轉工。「滿足感啦，嗰份意義，公司和同事之間的氣氛，都好影響你係咪留喺度。我可以返去做其他工，相信都搵到兩餐，唔會餓死，只是有分別之下，就更加珍惜現在的崗位。」
留在攝影新聞的崗位，他說，拍攝題材一直就在身邊。「一九年發生咁大件事，影像好容易攞到，是這幾十年難得一遇的情況。其實做得長時間，一定會有靜的時候，唔會永遠幾年不斷喺度打。而平靜下來的時候，你究竟找些甚麼題材去做，你想表達甚麼東西，其實怎樣都會找到的。就算做一些民生故仔、貼近生活的東西，我相信讀者都會有共鳴。作為攝影記者，影到一張好的作品固然好，但是撇除這個層面，你簡單影一張相登報，其實都有一個紀錄，是現下香港社會的紀錄。當然，不同人有不同的想法。我就算冇人睇都好，唔緊要，我做呢個崗位，我影呢張相片，係想為香港歷史留個紀錄。」
自由身攝記林亦走進沉寂時期 從新聞攝影見無常
林亦這天沒有採訪拍攝行程，我們約在灣仔一處公園。午後微涼，陽光煦暖，可曾記得四年前這一帶處處煙霧瀰漫。那一年，林亦剛好離開攝影公司，走上獨立攝影記者的路。
二〇一九年，灣仔某次遊行，林亦提着相機記錄社運現場，示威者在她面前被警察拉扯拖行，她隔着觀景窗，看見示威者直視鏡頭求救。「那時候，真係棟咗喺度。這些位，還是很痛苦。但這（現場記錄）就是我們要做的事。」她說。
林亦在二〇一八年入行，坦言自己無法經歷從前行家一貫做的新聞攝影，「一些很基本的攝記經歷，譬如『吸囚車』，我去『吸』嘅時候（囚車）已經有個網擋住，又有茶色鏡，『吸』唔到。」但她不覺得自己錯過甚麼，「因為我覺得新聞最有趣的是，它是ongoing。就算沒有事發生，可能它也是在醞釀一些事情，你永遠都不知道會有甚麼發生。不是我去影，有人去影，知道發生甚麼事，已經很重要。」
成為自由身攝影師的四年間，林亦為多間國際媒體提供新聞圖片，也接商業工作，兼擅影相和拍片，算是近年多媒體工作的大趨勢，她指畢竟只靠新聞攝影難以支撐生計。以林亦有份供相的彭博社和路透社為例，前者主要做商業、財經相關的新聞，後者較多機會讓攝影記者做圖片故事。她指，外媒整體限制是未必像本地媒體般很仔細地關注香港一些議題，在二◯一九年後包容度相對大些，她影過一些塗鴉、鋪磚、天橋圍網的故仔，直率顯見，探討對香港整個城市面貌的影響。
在構思故仔時，林亦除了考慮影像、視覺方面的表達，也重視人的狀態。例如她在二◯二二年農曆新年時，構思一個受疫情影響的元朗花農故仔。「傳統新聞的話，可能一張相要做完。但是如果圖片故事的話，可以花多幾天去跟進，不同的地方是可以跟受訪者建立一個關係，跟他訪談時，感受到他究竟經歷了甚麼。」有別於傳統年花盛放的絢爛畫面，那篇報道記錄了花農面對花市滯銷，惟有把數千朵鮮花付之一炬。
然而，有採訪經驗的人都知道，不是人人都願意受訪。談到現時新聞攝影的困難，林亦說得直截了當：「啲人唔敢做故仔。」
二〇二二年二月推出的防疫措施規定髮型屋須暫時停業。林亦憶述，那段時間有很多人上門理髮，或者移師至公園、天台等場所，「我找過幾個（髮型師），我覺得視覺上幾好睇，但是他們會怕踩到條線，怕一報出來之後有影響，講政策怎樣影響到生計，其實點都同政治有關，他們就很害怕。」
關於向國際媒體報題，她再補充了一段：「其實最重點係香港而家可以報道嘅嘢冇辦法滿足到個重要性，每一日世界各地有咁多大事件發生，以巴衝突、烏俄戰爭、氣候變化，香港處於一個沉寂時期，其他世界議題被影響嘅係數以萬人。」她也提到，因政治氣候影響，難以找到願意露面受訪的人，「因為一篇報道入面，影像嘅影響力係好大，香港陷入咗一個無法獲得影像嘅狀態時亦都反映咗整個地區嘅新聞自由。」
她以近期電影《白日之下》所改編的護老院舍偵查報道為例，表示當年最有衝擊力的是影到老人家被推到天台綁手綁腳赤裸沖涼的新聞圖片；又例如二◯一四年佔領運動期間，七名警務人員被拍到在金鐘添馬公園「暗角」毆打公民黨前成員曾健超的畫面。「當影像配合有質素深度報道時，會增加報道準確性、可信性，讓人理解發生咩事，有重大作用。」
林亦坦言，作為影像工作者，都想可以像以前行家那樣，影到有很多畫面的東西，「就算普通遊行都好吖，現在那些又沒有了。有一些所謂有意思的題目，可能受訪者願意接受訪問，但是未必願意拍照，那麼在我的位置已經做不到。有時候在腦裏有很多很好的想法，但是實現不了，其實沒意思。」
面對沉寂時期，如何繼續？林亦說，這一行是要守。
「不可能每一年都有很精采的東西去影。只不過現在剛好要守的時間長一點。如果很喜歡這一行，我自己是真的喜歡，就是要一個很漫長的等待。」她形容，攝記有時候像運動員一樣。「每一天可能做一些不相關的東西，但是那些其實是當作熱身、訓練，讓自己不要失去新聞觸覺，等到有一天需要你去發揮。」
如今她認為，雖然沒有甚麼事發生，始終還沒習慣，也不至於麻木狀態。「我覺得習慣、去壓抑自己的情緒，和你本身有情緒，要分得好開。你知道自己其實是有情緒的。慣咗，只不過是知道你沒辦法做甚麼。現在我覺得還沒習慣，雖然沒有甚麼事發生。就算自己做一些故仔，例如之前拍疫情，屍體堆滿的報道，我還是不習慣。當然我不是說，嗰一刻我影唔到，頂唔順。多數是每一天回家就會想很多事情，想到無常。」
她說，本來攝影記者所站的位置，眼見的、拍攝下來的東西，都是無常。「我拍出來其實已經是過去的東西，那一刻存在的東西，已經過去。那東西不停地變。然後你也知道時間久了，其實大家又會忘記。就算明明過去兩年疫情很慘烈，但現在回復正常，其實都不會有人記住那段時間死了多少人，可能會記得的，也可能大家已經習以為常了，應該追究的問題都不會追究到。」
甚麼都沒有發生，抑或甚麼都不可以發生？林亦說，這很弔詭，就像elephant in the room—眾所皆知，卻無人敢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