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位立法會議員被高等法院裁定失去議員資格當天。宣判結果後,在七樓的會議室,透過玻璃牆,瞥見黃永志和被告律師在一起。黃浩銘與律師細看文件,黃永志獨自在一角沉思。
「我嗰晚瞓得好差,發惡夢。」事隔一日後,黃永志這樣說。
他是劉小麗的議員助理,被視為劉小麗的「軍師」,從去年的立法會選舉走到今天的DQ案,黃永志陪着劉小麗,一起走了很長的路。
劉小麗贏了,我崩潰了
2014年,兩人因為「青年重奪未來」而認識,當時的劉小麗仍然是小麗老師,而黃永志則為梁國雄的議員助理。後來的雨傘運動,在旺角山東街的「小麗民主教室」,總是容易看到黃永志在旁協助的身影。
2016年,黃永志決定離開毛辦(梁國雄議員辦事處),「那時自己的狀態好burnout,開始不是太想搞政治,好累。」沒多久就落水替小麗助選,不是很自相矛盾嗎?
他回想起雨傘運動之後,經歷了一眾傘兵贏得區議會選舉後,看見民眾求變的心情,開始意識到政治素人潛藏的威力,「我只係覺得,在去年的立法會選舉中,需要有左傾的傘後力量出來,小麗是健康的傘後代表。」
思考運動與選舉的關係,覺得可以利用選舉的平台,發揮影響。後來成為了選舉代理人的黃永志直言︰「選舉嗰陣,我無諗過會贏。」不想贏,為何要選?他仍然回答,因為覺得需要有左傾的傘後力量走出來,被人看見。如果回帶到上一年,劉小麗在選舉時候,把自己一直以來關心的議題,例如全民退休保障,她都放在選舉的議呈上。
在台上的劉小麗盡力打選戰,背後的黃永志在最後關頭,卻面臨情緒崩潰的狀態︰「私心地說,我不是很想她贏,選舉當天,每一個鐘我都打比小麗叫佢唔好再拉票,因為一定會贏,那兩星期我成日喊,好像一切都不是可以控制的範圍。」
黃永志坦言,如果劉小麗贏了,他的責任很大。他沒有辦法離開,因為推了一個政治素人出去參選,贏了選舉後,不能半路撇下不管,在他眼中,那叫不負責任。他把自己推至一個瀕臨崩潰的邊緣︰「好像有一個很重的枷鎖套了下來,這四年,我必需在她的背後,好像失去了自己的人生及發展方向。」想要從政治裡逃離,於是離開了毛辦,卻沒料到,還是停不下來,甚至換來更大的政治紛爭。他在訪問中,多次冒出「好累」兩個字,疲倦的感覺,一直在纏繞着他。
「其實我係無決定過要做議員助理,但我就是沒有辦法離開。」DQ判決後,雨愈下愈大,立法會門外的黃燈結合鐵欄下公民廣場,行政與立法公整的設計,拼出一種不自然的拘束。
低估了看不見的對手
當劉小麗議員辦事處的其他助理對於DQ案表達憤怒、難過、不值的時候,黃永志像個異數,他看起來沒有多大的起伏。甚至在判決當天,記者在高等法院看到他,問他對於此案的感受時,得到的回覆是︰「我無乜感覺。」
以前遇到社會不公義的事情,黃永志會很容易生氣,回到2013年,政府推出「長者生活津貼」,需要經濟審查,當時他覺得很有問題,因為會讓政府有藉口不去落實「全民退休保障」,「長者為左尊嚴唔會去拎的」,他覺得很憤怒,於是很快便與同路人組織行動。想到四年前的自己,黃永志說,「以往很多時候,都是因為好嬲的感覺去推動自己去參與社會運動。」
轉換了身位,憤怒的次數在不斷減少,黃永志這樣解釋︰「軍師唔可以成日都剩係識得嬲。」他直言太低估對手的招數,想起梁頌恆及游蕙禎被律政師起訴時,沒有預料過會釋法,直到現在共有六名立法會議員被取消資格,他這樣總結︰「我覺得很多非建制派別的人在整個思維上遠遠未夠深謀遠慮,包括我自己,激進派的其中一個問題是基礎不夠穩,走得太快便變了虛招。」他續說︰「但那時剛贏選舉,大家太意氣風發了,低估哂。」
在軍師的眼中,議員要面對的是一個戰場,博奕就是一場戰爭,輸了,是因為對手太厲害。劉小麗曾在訪問中說過,她及她的議員助理,把每一天都當作是最後一天來看待,盡最大努力為關心的議題去爭取。
軍師有保留的事
回想起當初宣誓的決定時,他是唯一一個對於形式有所保留的議助。以慢讀形式讀出誓詞,劉小麗在事後撰文解釋︰「昨天,我將官方誓詞逐字宣讀。誓詞變成九十多句毫無連貫性的句子,沒有任何組合、連結及意義,令聽眾無法聽到任何句式及語氣。這樣,一切意義就純是觀眾自行分句……」
小麗覺得自己能夠解釋這樣的行為,但在黃永志眼中,卻是「社會學、後現代主義上哂腦」。在政治領域打滾了一段時間的他覺得︰「作為政治人物,你要跟大眾去溝通,但你做一樣跟大眾溝通不到的事、一般人聽唔明既嘢,咁就會好易出事,政治風險也會大很多。」提出保留的聲音,卻沒有太多人理會,「贏了之後,太意氣風發。」
結果,劉小麗成為了第二波被褫奪議員資格之一。
他沒有太多控訴,也沒有太多政治語言,只是幽幽地道︰「如果佢俾人DQ,不是她的損失,而是少了一個有心的議員。某程度可能也是一個給予她休息的機會…她連星期六、日都去探訪不休息。」
別人找劉小麗幫忙,她都第一時間說好,黃永志看在眼中,都是容易出事的特質︰「你可以說她是一個好老師、甚至好社工,很關懷弱勢。」政治素人,不太深諳政治圈內的潛規則,容易得罪人,也試過被攻擊。這個軍師坦誠的說,軍師一直出的招,只是「替她判斷不要做甚麼。」
除了責任感外,令情緒崩潰的人執意要留下的,還包括劉小麗。有着某種難以言說的革命情感,他形容兩人的關係是緊密的戰友,「佢係一個唔會幫自己計算嘅人,我覺得好信得過。」
雨傘運動過後,很多人說要毋忘初衷,小麗當選後,也說毋忘初衷。看見黃永志的轉變,記者問,你的初衷是什麼?他停頓了好一會,才說︰「初衷真係唔好亂咁講。」但也想起自己最初對於社會的關注,是來自今天我們都有目共睹的貧富懸殊,所造成的社會不公。
黃永志最後沒有說清他的初衷,跟記者道別後回辦公室收拾東西。
後記
眼前的黃永志,有着理性的判斷,但在某些時刻,又會把情緒上的脆弱坦露於人前,記者訝異他的坦白,作為軍師的人,不也應該小心謹言面對傳媒的詢問?也許訪問當晚太疲累,過兩天再見面時,軍師還是小心翼翼地問了記者一句︰「我的訪問會不會太散發負能量了?」之後有何打算,他也不知道︰「都未有時間去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