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青春，在台灣》　政治偶像的殞落

社會運動是「造神」的上佳場域，即便是平凡無奇的素人，只要展示領導能力與智慧，也能搖身一變成為眾人的偶像。不過，領導者（俗稱「大台」）與羣眾之間的鴻溝，往往造成巨大的分歧，也讓人反思領導者的角色與位置。台灣紀錄片《我們的青春，在台灣》（下簡稱《我們》），對焦太陽花學運領袖陳為廷的起伏經歷，並以另一位在台留學的陸生蔡博藝作對照，描劃出一代政治參與的青年面貌，同時對「政治代理人」的想像作出深切省思。

通過人物反思自身

去年《我們》獲得金馬獎最佳紀錄片，導演傅榆在台上的得獎感言涉及台獨爭議，引發軒然大波，也導致中國政府禁止大陸影人出席今年金馬獎頒獎典禮。導演的敢言獨行，也見諸作品之中。《我們》的拍攝手法並非依循傳統的紀錄片方式─只緊緊跟隨兩位人物，拍攝「大頭訪問」（head shots）；而是通過自身的詰問出發，拍攝導演與二人之間的關係，也從而深思青年政治實踐的可能。

影片開首回顧了八九六四─另一場由青年領導的學運，也影響了兩岸三地的年輕世代，相繼投身社會運動之中，追尋理想。導演偶然認識了還未走紅的陳為廷與蔡博藝，也受二人的行動與想法打動，於是提起攝影機，拍攝他們，一拍便數載。陳為廷性格衝動，早在太陽花學運前已參與不同議題的運動，也不畏警察機關的防線，可謂屬於「勇武派」。影片也捕祝了他較私密的一面─他自小父母離世，在社會運動的羣體中尋覓連結與安慰，也不時在鏡頭前流露出幽默與天真的性情。

另一邊廂，蔡博藝則以寫作成名，通過書寫在台灣的社會政治觀察，成為中台兩地的紅人，及後更將文章結集成書。她亦同樣積極參與社會運動，後來更參選學生會，更直接地接受政治洗禮。

有趣的是，影片不單見證了二人的波折經歷與心理轉化，也通過導演的旁白自述，道出她如何受二人啟發與影響，也折射了自身的改變。好像她直言原來對社會運動抱持陌生之感，難以融入，後來因二人之故而逐漸打開心扉，帶着攝影機深入運動的場域。

我們只靠代理人？

影片採用的形式獨特，充滿自省的聲音，也折射了複雜的主題，與多樣的層次。除了導演的政治啟蒙與自白外，還有二人各走迥異的政治光譜，也是片中難得的選材位置。陳為廷屬於台灣的「獨派」，以台灣人作為身份認同；對於中國，他認為是反抗的對象。相反，蔡博藝是陸生，她並未在片中透露對於「台獨」及中國的太多想法，態度曖昧未明。因此片中一些場口，正是二人的分歧之處。好像在太陽花運動期間，不少參與者將攻擊對象投向大陸人。蔡博藝雖參與運動，但也坦言對於如此言論感到失望。

二人後來因各自的經歷而走紅，也旋即殞落，在社運圈中逐漸退場。影片至後段，導演邀請二人觀看過去幾年的影像，也嘗試叩問二人的轉變。事實上，不論是導演的政治理想，或是以紀錄片拍攝作為實踐，也不期然地寄託在二人身上。因此，當二人的生命軌迹改變了，導演原來的想像也同時落空，這亦反映了我們對於政治代理人的投靠與倚賴。早在太陽花學運的段落中，我們目擊了陳為廷從普通的社會運動參與者，搖身成為政治明星；但同時面對突如其來的轉折。他變成了運動的「大台」，接續的會議代替了行動，其一舉一動也經過規劃與計算。大台以外的參與者也對決策過程不明所以，深埋了裂痕。影片終段，導演終於明瞭這羣參與者的憤怒，也釋放了對二人綁架般的政治投射，最後還是「自己國家自己救」。

影片最後展示了歷來的政治領袖頭像，但終結在一位被蒙上眼的無名少年臉上。政治代理人終究是虛幻的，改變行動的仍是個體，繼而聚合成羣眾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