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社會對紀錄片的關注和討論空前熱烈，而一直遊走主流以外、在狹縫中創作的紀錄片工作者，同樣深有體會，有憂慮，有反思，有提醒。三位新生代的紀錄片工作者陳浩倫（Fredie）、鄭藹如（Jojo）和阿輝分享了他們的想法，風波之後，他們希望香港獨立紀錄片得到更多關注，也提出現在是「人人都拎起部機就可以拍片」的世代，正因人人都可以拍片，才更需要學習同理心。
主流以外 香港紀錄片生態
《給》一石激起千重浪，Jojo看到很多情緒化、對人不對事、非黑即白的討論，她指香港觀眾本身普遍對於紀錄片認知不多，在這場風波後，容易對紀錄片抱有戒心，令她憂慮：「我覺得成場風波會令到所有人都會對紀錄片這個form好有戒心。人們有保護意識是好的，只不過是會去到什麼地步，都會擔心，會不會以後拍什麼都會沒有同意⋯⋯香港觀眾本身對於紀錄片的literacy（知識）不高，再發生這件事，他們之後又會怎樣看紀錄片這回事呢？」
對於紀錄片拍攝以至後期發行空間收窄的憂慮，阿輝說，這正正是拍紀錄片的風險和寶貴之處，因為紀錄片拍的是「人」，而不是演員，「紀錄片是活生生的一個人，是好真實的一個人，你可以說這是紀錄片的不好處（有風險），也正是紀錄片本身好有力量，跟其他藝術形式的不同之處，是活生生地處於現實的人物、真實發生的事情。」
阿輝認為，《給》不論製作規模和公眾反應之大，在香港紀錄片中是特例，跟名導加名校的組合不無關係；反之，本地獨立紀錄片製作，由拍攝到製作、放映，都是好organic，也很有生命力、好野生。他指出，香港紀錄片一直以來都不被主流注視、重視，「大眾未必見到紀錄片的真正生態是怎樣的，近年少了社區放映，更加不知道原來香港紀錄片是一直都存在，而且是一種好organic的狀態，和那種去好大的戲院去看一場紀錄片，看完就走，是好不同的。」
Fredie卻認為不用太負面看待事件，「《給》反應之大，雖然對當事人有好多negative的影響，但我觀察到全個香港的人都有好多感受，有positive之處，就是香港發生了一件好大的事，令好多人的同理心突然間好犀利，套戲反映了很多他們和長輩的關係、師生的關係、在學校的遭遇，其實這些都是從痛苦出發，但正面點去看，人的同理心強了很多。我覺得這對拍紀錄片的人來說，（拍紀錄片）好多時都是從這（同理心）出發，好想和不同的人有連繫。」如他所說，這場前所未見的紀錄片風波，「提咗我哋好多嘢。」他續說，「當一個地方發生一件好traumatic（創傷性）的事件，令人反思好多自己的歷史，自己一些好痛苦的日常，如學校裏遭受的待遇，長輩（關係）或者政治，我覺得這套戲（《給》）反映了很多我在外國看到的現象，我形容為同理心突然間（大爆發），其實可以是更正面、積極點去看。
拍與被拍 更平等的關係
其中一個爭議是，《給》導演和受訪女生之間權力不平等。Jojo承認，拍攝者如何保障被拍攝者，從來都是難以拿捏的，一方面希望呈現更真實、立體的人物，另一方面又要思考這樣呈現會給對方造成什麼影響。她憶述自己第一條紀錄片短片《苦路》中，乃有關臨終越南難民，她最終選擇運用artistic（藝術性）、實驗性的手法去處理，「我不想呈現他們好像很沒有尊嚴地躺在病牀上的樣子，所以我就用另一種手法，即是畫圖來呈現他們的樣子。」她正拍攝一位越南難民人物傳記的紀錄長片，坦言仍未想通怎樣處理，「他想我幫他拍，讓世界知道他們這些越南難民如何掙扎求存，所以很多內容他都ok我拍，但我也要去想，拍完之後，他又會受到什麼程度的攻擊？」
Fredie續說，拍攝者和被拍攝者不是對立關係，雙方很多互相交流、理解的空間。他每次拍紀錄片，都會確保被拍攝的主角是第一個觀看影片的人，「這是我的原則，你唔ok的話，我不會給第二個人睇。」作為導演，他便會因應被拍攝者感受，及時處理、調整，再跟對方傾談，給予對方時間、空間，耐心等待。「你有好多手法可以處理，是導演可以主動掌控的。」他認為，「拍唔到而又出到」，反而是更加昇華了，「用了artistic treatment不同手法，去令啲嘢出到嚟，是導演的技巧，觀眾也會見到的。」
阿輝則用「陪伴」、「同行」來形容拍與被拍之間關係，「好多拍紀錄片的人都好純粹，」阿輝說，「對現狀、對社會某些議題，見到不公，就自己攞起部機去拍。」因此，在他看來，拍紀錄片就是拍攝者抱着同理心與被拍攝者同行，了解對方，也讓對方了解你，「你不要小看這個過程，所有拍紀錄片的人都說，建立信任是最難的⋯⋯令到他相信你，繼續給你拍，這段過程一定會有好多言語上及非言語上的溝通。不要以為拍一個人，簽張紙（同意書）就可以拍。」他說學習和拍攝紀錄片的過程中，會愈來愈留意、小心處理倫理和權力關係，要正視自己的被拍攝者之間的距離，「當然我們有時會犯錯，在錯誤中學長成長，會愈來愈多思考這方面⋯⋯愈接觸得多，就會愈謙卑。」尤其是當被拍攝者處於弱勢，如社會地位、文化水平較低、受過傷害的人，作為導演更加要不斷掙扎，「你不可以只顧作品精采、展現得好睇，你還要顧及如何平等地處理，這種掙扎就會令這件事導向更有同理心。出到來未必做到好的作品，但這是中間必然的掙扎。」
素人拍片時代 更需要同理心
阿輝指出，香港紀錄片生態一直都是處於野生的狀態，以獨立的形式存在，在主流以外發生；題材方面，往往是關於社會運動、社會議題，像他和Jojo當年拍《橋底誌》，希望給社會大眾更多角度去了解露宿者。「（紀錄片）野生狀況的好處是不用怎樣理會主流的規範，那種規範可能是指商業的出發點、效益的出發點，或者多少是有些計算在其中。
正因為一直處於野生、有機的狀態，本地獨立紀錄片在操作上、出發點上，都跟主流的商業劇情片有所不同。像Jojo所說，「我們這些實驗性、個人作者觀的紀錄，就比較intimate（親密）。」獨立紀錄片在小型、藝術影院放映時，往往都很重視映後談環節，是連繫導演、被訪者、觀眾的重要討論空間，「大家就會好近距離地去debrief件事，再去解說導演和被攝者的關係，觀眾也可參與其中，知道作品如何操作，為何這樣呈現，會多了討論空間，減少誤解。」
Fredie和阿輝都指出，今時今日拍攝技術先進，人人都可以手機拍片，希望經過今次紀錄片爭議，令每一個拿起鏡頭拍片的人都有所反思，避免同類情況再次發生。
Fredie說：「現在那麼方便，有手機、買相機，我拍又會如何？見到別人拍攝過程中做得不好的地方，這是每個人揸起部機都要面對⋯⋯不會只看功能性或效益，會有更多考慮。」阿輝對於紀錄片的未來發展抱着正面態度，他續說：「紀錄片其實是很layman（普通）的，即是你和我都可以揸起部機，而這種layman亦都有潮流趨勢⋯⋯尤其是當你的聲音沒法在主流表達時，就可以透過這樣在地、自己個人出發的方式。」
除了從事紀錄片製作，他們近年也投身紀錄片教育工作、普及紀錄片。Fredie的學生便包括展能藝術家、殘疾人士、少數族裔青少年、中學生等「素人」，在一開始，他就會開宗明義地指出：「沒有一個人是有義務要講自己的故事給別人知道。」他會讓每個學員都寫下自己的故事，說給同組同學聽，從而建立同理心。
Jojo則反思，自己昔日學拍紀錄片，往往側重於訓練如何問問題，現在她卻愈來愈意識到聆聽的重要，是她現時教拍片希望帶出的訊息：「幾時應該不說話？不問問題？其實你帶部攝影機去現場，就是學習觀察。」
跟上一代的學院派紀錄片教育不同，因為拍片的「素人」學生多了，他們除了教授拍片基本功和倫理外，更重視普及紀錄片知識，以及教導學生以更平等的心態聆聽被拍攝者的故事和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