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都累得不想動了。
她是遺傳基因BRCA1的攜帶者：這基因在她家族裏一代一代流傳下去，帶有的女仕一生中達八成多機會率罹患乳癌、約五成風險罹患卵巢癌。於是她在十五年前、還只是四十歲的時候確診第一次乳癌，動手術將這邊乳房切除後，還接受了六次化療及五年荷爾蒙治療。才完成，另一邊乳房又長癌，連這邊也要移掉，而且乾脆預防性地把子宮卵巢也一併切除。然後到三年前，肝臟、肺部、骨骼及腦部都發現腫瘤轉移，抽組織診斷為乳癌擴散，從此踏上無間斷長期治療之途：化療、標靶、腦部伽瑪刀、再化療、再換化療、全腦電療……情況時好時壞，反反覆覆。
終於來到這個階段，腫瘤影響肝功能導致器官衰竭。她全身泛黃浮腫，住進私家醫院。遇上新冠疫情肆虐，病房嚴格實施感染控制措施，每天只有一小時多的探病時間，她可以見見先生和一對子女。她都累得不想動了，連打個電話亦倍感吃力，平時只好在床上呆着，不覺昏睡過去，偶爾醒來，又再睡去。
「黃醫生，我快死嗎？」這天她問道。
面對這樣直截了當而且心裏明白的病友，避而不答或蒼白安慰反而徒增焦慮，我嘗試開放地與她傾談。「病情是嚴重的，有機會影響到。你這樣問，是否覺得那一方面辛苦，還是有其他想法？」
「我想回家……家裏有我先生和子女。在這裏，只有我一個。」
我一時語塞。她這意願實在是人之常情，合理不過，偏偏那般難以達到。我腦袋飛快轉念：病房經理只能在最後彌留的時間通融讓家人留在床邊、回家沒有氧氣等醫療設備且家人難於照顧、疫情中床位難求故回家後要再入院可不容易、在家離世的安排在疫情中亦不可行……醫生都感到非常無奈。
「明白你的心情。我們先盡量在醫院調理好身體，再找機會回家啦。」我說着，有點心虛。
她大概聽出來了。她沒有再要求，轉而談及先生如何如何愛護照顧她，我小心聽着並一一記在心。
巡房後，我致電先生──為了等着那一個半小時的探病時間，又或萬一病房來電說有什麼緊急的，他整天守在醫院外，這麼近、那麼遠。要是她從窗子望出去能看到先生的身影便好，只是現實並不如童話故事。我仔細地把她的說話一字一句覆述給他聽。他告訴我天未亮時太太曾打電話着他立刻來，說要交代遺囑，且得病房經理同意非探病時間內進；趕到才發現是太太編的，結果被拒諸門外。他又向我描述自己如何照顧她，正像她形容的一樣。
我折返床邊，又把他的說話一字一句覆述給她聽。說不定這些就是他倆最後回憶的一部份？這點小事，是我可以做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