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明一派三十一周年的演唱會，海報因有人恐懼而下架，有些我們習慣不宣之於口的現實，又無可避免地浮現我們眼前。他們是達明一派，但他們，以及涉事人士所面對的恐懼，又是否我們可以視而不見的呢？達明一派縱然已經不再是活躍創作的樂隊，但他們活躍期的創作，加上成員個別的行動，使他們成為了某種圖騰式的存在──反映時代的、敢於發聲的，同時也帶有派對式玩味的樂隊。他們反映到香港的時代面貌，同時也承受與香港類似的命運。也許我們對達明一派的玩味習以為常，然而現實卻告訴我們，也許恐懼已經蓋過了我們開玩笑的需要了。
海報風波
坐在人山人海辦公室時，黃耀明與劉以達已在電台接受了整天的訪問。「好像是輪街症似的。」先坐下的劉以達笑道。旁邊有人開了一個夢遺大師的玩笑，達哥笑了一笑，啖了一口溫的可樂，「溫的比較健康，但其實這到底也是壞身體的啦。」
然後明哥提着一杯茶坐下，還多拿了一隻小杯放茶包，免得泡太久。二人倒是精神奕奕，他們成立三十一周年的音樂會，海報那時剛正式確定，正準備公布。「海報設計過程有許多意見，也有一些爭議，」明哥說，「但我相信，在爭議之中，可以得到更有趣的結果。」
當時他們說到的海報，就是那張因為有人恐懼而需要下架的海報，概念是向Beatles《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唱片封套致敬，在海報裏面出現的人，是這三十一年來，影響香港和達明一派的重要人物。海報原來的版本，這些人物都以真面目示人，但經歷了一些爭議及意見，最終那些人物的面部，都給達明一派兩位成員的面部遮掩住了。
然而這種折衷的方法，最終也因為有人恐懼而需要下架。這種只求自保式的恐懼有用嗎？在人民需要恐懼的社會，這似乎無甚用處。從某個角度來看，大家都是達明一派──無論如何撇脫，我們都在香港生活，無可避免地，我們分享同樣的恐懼，可以選擇的，是我們回應的方法。「大家都知道，我因為佔領事件，失去了許多工作機會。」明哥說。「我是支持他的。」劉以達這樣回應。「我想，他也許不會像我一樣，有時會走到很前線，但他會有自己表達的方式吧。這點我想我們彼此是一致的。」明哥說。
三十一年，直言重組是為了朋友多於音樂，達明一派現在要面對的，卻是與當年極不相同的環境。
六四焦躁
於八十年代的樂隊熱時代出道，達明一派自言自己是幸運的。「我們一出道就得到某程度上的商業成功，而這種成功，是唱片公司不熟悉的。所以他們放手讓我們自己來。」明哥這樣說出達明一派之可以保持自由的主要原因之一，在這自由的處境下，他們不斷求變，「開始時那五年，我們可以九個月出一張唱片，而每一張我們都是滿意。」
那五年是怎樣的五年？達明一派於1986年正式出道。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出爐，香港進入對回歸的焦躁之中；1989年，春夏之交，那對中國的恐懼具體呈現。而達明一派的活躍期，其實就是這五年，「剛出道時我們不甘心於與主流一樣。當然我們也有如《惑星》之類比較流行的歌曲，但到了《圍牆》、《一夜情》、《迷惘夜車》那批歌時，我們就知道了大概方向，是關於當時的青少年。而到了1987年轉變就最大，我們覺得那就是中英草簽對香港的影響。更不要說到了1990年了。我們其實一直嘗試用音樂回應時代。」明哥說。
在1990年的年初，達明一派錄有《十個救火的少年》、《天問》、《皇后大盜》等歌曲的大碟《神經》推出，「例如說是《天問》，六四當晚，我在電視看着直播，第二天起來，就作了這首歌。」劉以達說。
「當然，這張大碟是稍為經過沉澱的。推出時，離六四事件已經半年以上了，我們希望可以大碟反映當年香港的氣氛──悲觀、綁緊的，像是第一首歌《你情我願》，就是在說為了外國護照而結婚。而當你細心聽，你會發現在《你情我願》前，有很短的一cut，是《今天應該很高興》的音樂，我們經過重新混新放了進去。那音樂有像煙花的聲音，但你仔細聽，又會好像聽到槍聲。那到底是煙花，還是打槍呢？那是說不清楚的。」
然後呢？在1990年10月，香港人前景未明，人心惶惶，達明一派舉行音樂會後宣布解散。
分開與結合
明哥在化妝時，已化好妝的劉以達，在門外抽煙。走到門外，趁機追問他剛才未答完的問題。剛才問到二人，這三十一年來，覺得自己最沒有能量的階段是何時，劉以達說是走了去拍電影的時間，還未說到原因，黃耀明便善意地打斷劉以達的話頭，「那一定是因為你專注電影，就沒能量放在音樂上了。」達哥倒是燦爛地微笑點頭。
「那其實也有因為那形象的落差吧，」後來，單獨一人的劉以達這樣回答，「幸好在達明一派時，可以與明哥一起，互助扶持，情況才好一點。」
同樣的問題，明哥的答案是什麼呢？他自覺最沒有能量的階段，是剛剛單飛做第一張個人唱片時，「那時我會懷疑自己，其實是否未夠料，去做個人的唱片呢？」
二人互相扶持當然是好的，但要是如此，1990年時，達明一派又為何要解散？「那是有兩個主要原因，」明哥說，「一是我們當時覺得已經玩無可玩了。我們沒想過，大家可以在五年間玩了這麼多東西，每一張大碟，我們都是滿意的。」
「另一個理由，是我們的音樂取向開始不同。我愈來愈搖擺，明哥愈來愈電子。」達哥這樣說。這也是許多樂隊的命運，意見分歧，各自上路，然後又再在路上再遇。「這次音樂會，是為了老朋友，多於音樂。我們各自出外走了一轉，回過頭來，才了解，有時候一起做音樂，不需要方向完全一致，各有不同想法，只要找到平衡點也是可以的。」明哥說。
對抗反創意
隨着那個風風火火的八十年代終結，達明一派暫且退下場來，各自面對創作及生活的新挑戰。但退場的不只是達明一派，那盛極一時的樂隊熱潮，也一同減退，「你要問我原因，我會說是因為卡啦OK的興起。」明哥說。
因為卡啦OK，不但大量所謂「K歌」的出現，讓一代年輕人吸取的養分變得狹窄，而年輕人也重組樂隊，變成走進卡啦OK內拿起咪就唱，「人們開始不覺得，結他彈得好是有型的。」劉以達說。
「卡拉OK是殺死創意的。」明哥說。但卡拉OK帶來的版權收入，卻讓唱片公司樂此不疲地製作K歌，變相令到曾經有生氣的樂隊圈漸歸沉靜，亦令唱片公司開始相信自己的那一套是對的，相對較易有獨立意志的樂隊，就更難走入主流了。
三十年過去，香港變了樣，而達明一派呢？你不能說他們沒有改變，但他們始終有着他們的堅持，例如說，他們的歌曲《排名不分先後左右忠奸》，歷年來以時代名人入詞，四個版本分別於1990、2004、2012、2017年推出，對比1990年版與2017版，可以讀到時代的變化，歌詞亦由呈現一種有利拖延的自傲，轉為更直接的戲謔。時代改變了，樂隊可以回應的方法變得不同，但不變的是他們沒有選擇離開這城巿。
「那是因為我們喜歡香港，」劉以達笑說，那一刻他的喜劇感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實話實說的確鑿感，「這裏是我們的家。」
「因為我們沒得選擇，」這則是明哥的答案，「尤其是做創作的人，我們創作的源動是來自這裏，如果失去這裏，我們就會失去很多啟發。你說這到底是幸運還不幸？這裏亂完一次又一次，中間可能有幾年比較平穩，但轉頭又再來了。對香港巿民來說，可能很辛苦，但對創作人來說，我們會找到很多題材去繼續創作。是的，那到底我們為什麼不走……」
明哥想了一會，才這樣說道，「那是因為，如果我們走了，所做的一切就不成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