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販向來被視為阻街的主角，無論持牌或無牌，流動小販均要走避小販管理隊的拘控，時時處於「備戰狀態」。據統計數字，在2014年，就持牌小販檢控阻街個案共有5,064宗；就無牌小販被定罪的檢控個案共有26,294宗；而政府訂下的小販黑點更多達數百個，儼然是「梗有一個在附近」。
小販曾經佔去本港零售業人員一半人口。特別是日本戰敗撤出香港後，大量人口從大陸回流，再加上難民湧入，政府曾大幅增加簽發牌照，當時的小販人數約一萬人，為庫房增加不少收入。但數十年來本港在經濟模式不斷轉型，當局、小販和街道的關係可有更新？經常冒被控告追捕的風險，而且管制日益收緊，為何仍有小販堅持以街頭擺賣為生？
有牌小販，每月最少四張告票
半個世紀以來，伍生（伍順文）大部分時間都在九龍和新界擺檔，見證城市街道的滄海桑田。他最初以沉重的手推車售賣成衣，不辭勞苦養起一頭家，為生活捱出一片天地，來到如今六十歲，仍然在街上售賣生果。
這天他把小販車推到粉嶺聯和墟一段行人路彎角處，「這個角位不阻人，我的車子是一呎半闊乘三呎半長，也不敢在身後擺放存貨。讓路面行人闊度維持大概三呎多，人人都能通過。」伍生泊下車子，照例戴上小販牌。
「不過，無論小販車放在哪裏，總有機會被控阻街；倒楣的話，更要到食環署落口供，無咗大半日生意，真係血本無歸。」他說，每當小販管理隊的人員巡邏時，都會被要求出示牌照及離開原來位置，轉移到僻靜的橫街。伍生自言開檔的心理壓力很大，表面上除了買貨本錢、每年980元的流動小販牌費外，就毋須應付燈油火蠟等開支。但每天除日曬雨淋，還要留意小販管理隊的蹤影及同行的動靜。「有些人雖然持有流動小販牌，亦經常被拘控。我一個月最少被小販管理隊票控四次，有時更要交十幾次罰款。」
伍先生的父親曾開設成衣廠，他一直協助打理生意；1972年他十八歲時，父親他申領小販牌，他也聽隨吩咐。不料後來工業式微，這個牌照便派上用場，更是現在最年輕的小販牌照持有人。因為政府在1973年時開始停止發牌；到了2002年，更以三萬元特惠金吸引小販自動交回牌照，截至2007年，全港只餘下約630人持有流動小販牌照。
揾食要隨機應變
「我什麼貨都賣，每天獨個兒推着木頭車，由油麻地步行至旺角碼頭，再轉乘渡海小輪過對面海的批發舖入貨。」
伍生的生果車在路上顧盼左右，預留的路面空間足夠行人通過。途人路經這個檔子，總不期然地打量一下貨品和價錢。「好靚生果，二十元一份。」隨伍順文的叫賣聲，途人又走到檔前，拿起生果，摸一摸、捏一捏，然後付錢。「就算有牌，也會隨時被控阻街。要揾食，就要懂得隨機應變。」擺檔位置是箇中關鍵：如一個紅綠燈的搬遷，或一條行人天橋的興建，貫穿商場和屋邨，都會令本來市民必經之路，變得冷清清。反過來一個大型商場的興建，和一間電訊商店的增設，都會令一個地點變得熱鬧起來。「所以我們時常要轉換擺檔點來接近人流。這就是小販的特色，若真的阻到人，店舖、路人也會投訴，我們不是無王管。」伍順文說。
他說，曾有行家試過出錢「買料」，以每月一檔三百元秘密換取小販隊一個月的行動工作表。在他看來，只要交罰款後能夠繼續擺檔，一個月接獲四張告票，經濟上尚算能夠承受。小販隊實際上亦鮮會真的狂追猛打，如在填寫那些繁瑣的檔案時，往往也是但求省時省力，隨意填寫被告的檔口尺碼大小，鮮有照例辦事，認真量度，但被捕小販的罰款多少，正正取決於檔口的尺碼大小。「因為政府的法例是這樣的：持牌小販若被檢控，只可控告一條阻街罪名，罰款若為300至400元左右。」
建議重新發牌
小販和小販隊的關係，往往處於矛盾。伍生形容，自1999年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撤銷後，販商政策委員會亦一併取消，令販商與政府欠缺正式的溝通渠道。「近年失業、領取綜援數字不斷上升，當局應重新發牌和檢討小販政策，讓小市民在不阻礙街道的情況下，有多一個謀生機會。流動小販行業同樣能為社會帶來經濟效益，像當年新界地區每周三天墟期，人人也要來『趁墟』，好不熱鬧。」
他憶述，1973年股災帶來的大量失業問題，政府便以創造就業來解決失業，刺激社會經濟。市政局的小販政策及社署的轉介就業，都是當時的扶貧措施之一。固定攤位牌、靠牆牌、報攤牌及熟食檔牌已不敷應用，大量發牌予流動小販和設立小販認可區，便在此時應運而生。如此，小市民便無需政府資助，自力更生；弱勢社群在政府安排工作後，同樣能在庇護下發揮所長。隨後，社會經濟真的很快便復甦過來。「小販政策成立，目的是要趕絕流動小販。其實這政策已過時，需要檢討，且近年管理隊的執法亦太強硬，矯枉過正，抹殺小販的生存空間。」
雪糕仔，爭取賣涼果
早上十時許，朱仲華便駕着他的雪糕車，「卜卜卜卜」的從橫巷遠處朝站頭駛進來。
雪糕車停泊的地方，就是城市中碩果僅存的雪糕站，殘舊簡陋的店面，放了七個大冰櫃，店舖盡頭，有一個用來貯放零食的小貨倉，這裏沒有招牌、沒有名字，但過去十多年，這裏一直是九龍區所有流動雪糕小販取貨的地方。
雪糕佬的檔口並不屬於自己的生意。他們的經營方式，是透過替牛奶公司賣雪糕和汽水，然後從中抽佣。像朱仲華，每日均要到土瓜灣這個「站頭」取貨，貨品賣去幾多，收工後回來再作點算。「全盛時期呢度有十幾個雪櫃裝貨，而家只得七個。」1993年替牛奶公司接手當「站長」的石杰華說。他負責分發貨品，提供乾冰。「我與雪糕脣齒相依，有足夠人來取貨，我先維到皮。而家得番幾個老弱殘兵，做唔到落去。」
取貨後，朱仲華的車子隨即前往梳士巴利道行人路。把車泊好後，他便抬這搬那的把架步一一佈置妥當。即使是流動雪糕車，他也有一套銷售策略。天熱時，會以雪糕汽水作招徠，檔上還掛上一串串的空汽水罐。天冷時，則把零食作主打，在雪糕車當眼位置豎起一個生鐵打成的排架，把最人氣的貨品，像薯條朱古力紫菜等排列好，讓顧客一眼就看到。
不靠政府養
「做雪糕仔投入的成本小，一個月收入7,000元不成問題，生意興旺時往往月入過萬。」朱仲華說，「兩個仔女都出晒身，出來賣雪糕，遊客覺得有意思，賺夠自己的生活費，便不需要靠政府養，若靠呢檔雪糕車做到退休，就滿足了。」
朱仲華曾做過搬運工、無牌小販、也租過舖賣螃蟹、田雞，但走鬼生涯叫他疲於奔命。「要麼你便花錢交租開店，又或跑到商場擺攤位，否則就休想做生意。但舖租貴，捱貴租，等於給房東打工，賺不到錢。」2008年，食環署重新推出「冰凍甜點」牌照，朱仲華參與抽籖，結果幸運抽中，成功晉身新牌雪糕仔的一員。他隨即去工聯會上課，結識到一班雪糕仔老前輩，還替他搭好路找生財工具，最後他花了三萬多元，向其中一個老前輩購買這架電單車開工。他家住彩雲，每日要先到土瓜灣雪糕廠買貨。周一到周五，就在何文田學校區做學生生意；周六、周日則在尖沙咀鐘樓下擺攤，主打遊客。
朱仲華自言，開工會守規矩。他指車子的位置，佔地1.44平方米，左面為康文署轄下範圍，絕對不會越界。但他也曾被食環署小販管理隊票控阻街，後來又被加控非法販賣珍寶珠。「有錯，我一定會認，所以上次告我賣珍寶珠，我認罪，根據法例我的確不能賣， 那大家都當有個落台階。但如果說雪糕仔阻街就太無理，我問班警察：『你唔俾我喺呢度擺檔，咁究竟我可以推架車去邊？』警察也不懂回答。阻不阻街，自問憑良心，留有足夠空間讓人通過。」最後議員介入，法官裁定他無罪，上年9月正式續牌，食環署主動提出幫他加入「涼果」二字，好讓他多賣幾種產品，以確保不會再干犯法例。
現在的雪糕仔，用的家當各不相同，有三輪單車、手推車，當然還有最經典的摩托雪糕車。2009年12月，朱仲華從老前輩手中購入摩托雪糕車，英國進口Vespa牌摩托，車齡起碼三十九年以上，僅車身就要兩萬，回來自己還得維修整理，前後花費三萬元。但老爺車「毛病」不少。「每月小修小補，一年保險費更四千多元，成本很高。」他曾聯繫過車行，計劃改裝一輛新車，但無奈香港已沒有進口該款摩托車，直到新車落地，才成了生存的原動力。「雖然說是有牌小販，但政府卻常常推廣別幫襯小販；一般市民根本不會理你有牌還是無牌，只知道你是小販，就不會向你購買，雖然價錢較貴，他們還是選擇光顧附近的便利店，這正是政府的零配合荒謬之處；會分辨我們是有牌無牌的，只有負責拉人的警察和小販管理隊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