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e Billboards Outside Ebbing, Missouri》來到香港譯成《廣告牌殺人事件》(後稱：《廣告牌》)，中文譯名的妙處，是譯者懂得導演Martin McDonagh的電影語言。《廣告牌》將三塊平面的廣告牌變成照妖鏡，折射出一個小城眾人心中的公義 – 各自表述的「公義」在今日真的會殺人的。
三塊廣告牌 的排序 － “Raped While Dying”(姦殺)， “AND STILL NO ARRESTS?” “HOW COME CHIEF WILLOUGHBY?”。 井然有序的廣告牌直立在鎮口的路，有如一篇文章的標題。第一句是事實陳述；第二句的「STILL」略帶主觀性的結果 ─ 仍然未捉拿兇手；第三句矛頭直指警署警長，即是我們的用語「問責」。
米德烈太太（Mildred）接受記者訪問時，被問及為何要指明警長。Mildred輕描淡寫回答：「他是警署最大的，事件總需要人負責。」三塊廣告牌顯盡問責的決心，失女之母終究要查明真相，這是Mildred心中的公義。離遠一點看巨型廣告牌，整件事是對件事，多於對人，最後看似是Mildred對頭人也替她付清一年廣告牌的費用，這說中了鄭國江先生所填的歌《難為正邪定分界》，說到底世俗間脫去江湖中的角色扮演，心中彼此有公義的尺，局內人只好嘆奈何「彼此也在捱」。
當變成羣體Battle
看似象徵心中公義、來自資本主義的產物「廣告牌」，為何足以殺人？《廣告牌》的導演兼編劇Martin McDonagh 妙在編寫一件個人事件，當提升至羣體的社會層次，社會事件很難被理解成「個別事件」。
三牌廣告牌，映照出每個人心中都有一牌「廣告牌」。「呢塊廣告牌已經令到好多人唔開心喇…」，Mildred還未與警長私下對話，鎮上宗教代表，甚至素未謀面的醫生紛紛用自己的渠道表態，包含Mildred心中的公義已經令人「唔開心」。另一邊廂，黑人與其他被欺壓的小數羣眾支持Mildred，漸漸變成涇渭分明的派系，互相區隔排斥，又不問事件的究竟。這令筆者明白近年為何有很多訪受者在我面前說，想講出他們知道的真相時，往往頓了一頓：你是這樣想吧，當在網絡互傳，又變了另一件事了。集體仇恨同樣令我城變得沉默無聲，不再坦誠，傳媒亦然，我亦然。
無知燃點暴力
這個荒廢多年南方小鎮，一路上靜悄悄的，無緣無故的走向暴力之城，《廣告牌》一層層推進講因果，將仇恨與仇恨連接上竟是愚昧無知。警員狄克森（Dixon）母親，Mildred兒子的同學，與前夫的19歲女朋友。他們看似是局外人，沒有直接表態，但一些無知的行動，倉促的說話，或引經據典的荒謬偉論，竟然招惹鎮內「殺人」事件。一鏡看到尾，每個人不是局外人，燃點暴力的「無知」無色無相，卻了佔很重的戲份。
事實陳述到問責會傷人？
《廣告牌》是一個時代產物，如果換轉1992年《大時代》方展博一家在身上寫血書做「人肉廣告牌」，當年一家看得痛快，我們不會聯想到由事實陳述到控訴是會「傷人」的。當然以前不會直接要求某人「問責」，但我們理解方展博一家走頭無路，我們知道黑社會是可以隻手遮天，不公的情緒容易轉向黑社會那「五隻蟹」。
今日有很多人會用「廣告標語」，很會用歷史符號去觸動集體意識。那怕是「一個字」的粗口，一句「獨立」，背後大批追隨者紅了眼喊殺。當雙方陷入泥漿摔角時，放大羣體的立場，將事件拋諸腦後，就這樣回到黑幫文革式的鬥爭。人人心中的「廣告牌」都抹去真正問責的人，這才會接受到大埔車禍一個月來只有「公關發言人」與工會替公司解話，忘了問：九巴背後的負責人去了哪裏。
網絡人人表態，手指滑一滑，輕易在公眾取「Like」，取得羣體中「正義」的光環。這種人人容易得到「正義」的年代，事件失焦，模糊背後Big Boss，很多人手執一機原地踏步，失去了行動的動力。仇恨一再輪迴，一次過釋放的能量，未來可能不能再單純用「遊行數字」來衡量。
補選期快到，有候選人提出「香港人，心不死」作口號。心死與否，關乎情緒波動；城市的進步來自「心不盲」，反「反智」，正視陳述事實到問責的「廣告牌」，離遠一點看「廣告牌」，才是做回香港人。
一切，是《廣告牌》告訴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