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問金像獎新晉導演候選人導演何妙祺（Miu）前，記者翻看了二○○八年愛情喜劇《內衣少女》，當年何妙祺在電影公司兼職，為這部電影做資料搜集員，導演兼編劇陳慶嘉與秦小珍喜歡從生活取材，戲中女主角同樣叫Miu，跟何妙祺性格有點相似——𡃁妹一個，未拍過拖，無無聊聊幾搞笑，很多東西都不懂。何妙祺今天回想，忍不住笑了：「（當年）我最大的research就是被他們research我！」
《內衣少女》之後，何妙祺成為全職編劇，跟師父陳慶嘉邊做邊學，參與編劇的作品包括《人間喜劇》、《最強囍事》、《八星報喜》、《美人魚》等。去年她從編劇轉做導演，憑首部執導電影《我談的那場戀愛》獲金像獎新晉導演和最佳編劇提名，對喜劇情有獨鍾的她，怎樣看本土喜劇、編劇與導演的身份？
誤打誤撞入行
小時候何妙祺接觸電影，是看電視播的「星期六影院」，父母不熱衷帶她入戲院。上了大學，她常去圖書館租電影，愛看Woody Allen作品，又特別喜歡都市小品電影，如《90男歡女愛》（When Harry Met Sally…)。何妙祺非電影學院派，畢業於理工大學服裝及紡織學系，最初沒想過入行拍戲，因討厭幫人補習，大學時找電影公司兼職，為《內衣少女》做資料搜集。開會時，她會「旁聽」導演傾劇本，聽到好笑的內容，會傻笑，但無參與劇本創作，電影開拍後，陳慶嘉想將劇本變小說，於是她辭工專心寫小說，原本打算寫完小說再找設計工作，怎料一直找不到，卻收到陳慶嘉邀請，找她當全職編劇。
踏進編劇行列，她起初負責執格式、校對錯別字，「我會看陳慶嘉修改了我甚麼（內容），有時小至同一句對白都是這樣說，但為何他把後半句搬到前面，將次序調轉？靠自己問，靠自己現場觀察。」
做導演因為無工開
何妙祺有一段頗長時間，拍完幾部賀歲片和周星馳任製片及導演的《美人魚》（二○一六年），就開始無劇本寫，她和陳慶嘉想寫那些都市愛情小品，沒人肯投資。無戲拍，無工開，她一度懷疑自己的寫作能力，低潮時期，多得陳慶嘉逼她一起去大學教電影編劇，才有穩定收入，教書也讓她重新審視自己，陳慶嘉曾對她說：「如果你有一天教識一些唔識嘅人，其實你係識㗎。」
何妙祺轉軌道做導演的原因相當現實，就是因為窮、無工開、劇本賣不出。眼見第六屆首部劇情電影計劃，專業組資助增至八百萬元，陳慶嘉叫她一試。她不諱言：「我不想拍戲，我只想做編劇……但再不開工，市場就開始不記得你。」最終拍成《我談的那場戀愛》，電影以網絡交友詐騙為題材，何妙祺細膩地呈現都市寂寞人求愛的單純，與角色的內心世界。「你問我是否一開始就有導演夢和理想，我沒有，甚至乎我最初覺得，若不是因為首部劇情（電影計劃）要做導演，我寫這個劇本，我諗我會叫秦小珍幫我拍，我去找資金，因為我好享受做編劇。」她覺得，自己性格不適合做導演，最怕跟很多人相處，但偏偏導演需要與不同崗位溝通和協調，所以對她來說，做導演很累，反而編劇可以閉關創作。
只想做編劇
聽她說話的語氣，完成首部劇情片後，不似想開拍第二部作品。她說一切隨緣，一拍完《我談的那場戀愛》真的有想過不再做導演，但現在不敢說得太肯定，「如果有老闆肯投資，覺得我可以（拍戲），或者劇本可以，有機會就拍。」有人形容《我談的那場戀愛》是久違的港產愛情喜劇，何妙祺說，創作劇本時，香港電影大環境氣氛好像不需要愛情片，不需要喜劇，「整個市場好像突然間沒了這個類型，但這是我很喜歡的類型，我不忿氣。」
據她觀察，內地投資者認為雙雄合拍片最穩陣，「兩個男人兩支槍，女人在旁邊負責驚，投資者比較相信這類製作」，警匪片亦然。二來，香港缺少可以拍愛情片或喜劇的演員，「每次我們構思一部戲，想到一個角色就說，如果現在還有年輕版蔡卓妍、薛凱琪就不得了！」她覺得，喜劇始終有市場需求，「你開心的時候可以看喜劇，不開心的時候都會想看喜劇。」在何妙祺看來，這個年代的喜劇要好笑之餘，還有思考，不是以前那種純娛樂片，嘻嘻哈哈，胡胡鬧鬧，「有點像以前荷李活小品，早期Woody Allen、Meg Ryan那些愛情喜劇，你看完整個人感覺愉悅。」她強調，胡胡鬧鬧不是貶義，是喜劇趣味的模式，如今拍喜劇要設定處境，像《人間喜劇》和《我談的那場戀愛》有笑位，也有反思。
令觀眾笑等於積功德
「這幾年有《年少日記》、《白日之下》，香港以前的市場覺得無可能會收得，無可能有人投資的非主流電影，《金都》票房都不錯。觀眾用
他們張戲飛摑了我們創作人一巴，陳慶嘉經常跟我說，別覺得你班觀眾是白痴，其實教育水平或各樣東西，現在觀眾和八十、九十年代已經不同，可以消化一些很認真的東西。」喜劇大師許冠文去年曾言，他對喜劇有新定義：「認為一齣電影只要看完令人覺得世界更美好、更快樂和明天更好，就是喜劇。」何妙祺表示同意：「許冠文以前跟陳慶嘉講過，香港喜劇還在追求有無三分鐘一個大笑？有無四個gag？來衡量一部喜劇好不好，荷李活是整齣戲、整個氣氛很愉悅，令你看完心情很好，為甚麼香港還沒有這種喜劇？」
這正是《我談的那場戀愛》想做到的效果，何妙祺稱：「即使世界有多壞，我想觀眾入場看電影那兩小時，如果看愛情片，你可能跟男友離場時隻手拖得更緊，人開心啲，覺得世界有些希望。」
作為喜劇導演，令觀眾笑是否你最大的滿足感？她答，不只笑，或者令觀眾心情愉悅，「如果以一個積功德（角度）來說，一個戲院坐滿咁多人，大家為着我的創作，有一個鏡頭令大家一齊笑，我覺得是積功德。我這樣微小的人，沒有甚麼可以貢獻社會，我唯一能夠做到的，就是寫一場戲，裏面有gag大家看完笑一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