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病（六之二）

父親從麻醉中甦醒，動了動嘴唇，我湊過去，聽到他輕輕地說：「還是活的。」他的腳露在被子外面，故意動一動腳趾頭給我看，臉色蒼白地狡黠一笑。然後他就又睡着了。

術後當天不能喝水，只能不時用棉簽為他蘸濕嘴唇。他說肩膀痛，我便一邊給他揉肩膀，一邊幻想「過些生氣」給他。他的身上插着管子，許多時候在昏睡，我們需要做的事情不多。

下午在醫院附近的小店買了張折疊牀，晚上在病房裏將牀鋪開，我和母親輪流值夜。我值上半夜，母親值下半夜。我帶了公司文件坐在洗手間門口借光閱讀，母親坐在牀上記筆記。她從這天起，每天記錄父親的血壓、用藥、飲食、排洩等情況。

夜深了，走廊上並不寧靜。晚上11點鐘還有剛做完手術的病人被送回病房，伴着一陣細碎的輪子和腳步聲經過我們門口。過一會兒，再聽到一張空牀被人輕快地推出去，彷彿無聲地吹着口哨。每當病房有人按鈴呼叫，護士站就響起「致愛麗絲」的電子音樂，不依不饒，直到接聽為止。白天沒感覺音量這麼大，想必這曲子是護士的噩夢。

母親睡着了，我無法再看文件。因為父親沉睡時心率會慢下來，只要一低於監護儀的設定值就會響起警報。醫生不在，護士不敢將設定值調太低。為了避免父母被吵醒，我唯有守在監護儀旁邊，警報一響就手動按熄。

＊ ＊ ＊

那個夜晚，聽着父母的鼾聲此起彼伏，我坐在他們中間，守着那個過於敏感的監護儀，感到無比安寧。同時，亦感到十分腰痛。

這間醫院所有可以坐的地方都是冰冷堅硬的。從早上等候室的不鏽鋼靠背椅（公共區域都是這種椅子），到病房裏面的木椅（每張病牀配一把靠背木椅），都是如此堅硬。我在醫院這一天，從清早坐到凌晨，到這時候終於無計可施，渾身痠痛，只能站一會兒，坐一會兒，瞌睡得要命。

黑暗中我正捶着腰，忽然看見父親醒來了，把我嚇一跳。他輕輕地說：「很累吧？和你媽換一下崗。」我連忙說：「沒事，我平常這時候也沒睡呢。」一邊給他揉着肩膀，他漸漸又睡着了。

凌晨3點，我感到最辛苦的時候已經過去，決定不叫醒母親，忍一忍捱到天亮，母親的手機卻突然震起來，原來她設了鬧鐘。手機一震她立刻就醒了，瞪大眼睛坐起來以示自己不睏。推讓不過，我只好躺下。

早上6點半，牀收起來，天亮了。父親平穩度過了手術後第一個晚上，可以開始喝米湯，監護儀也終於被撤掉了。

我出去打水，順便在病區逛一圈，發現昨晚12點半被推出去搶救的那個病人沒回來，牀鋪整齊，空牀邊呆立着一個監護儀。

＊ ＊ ＊

父親做的是微創手術，肚子上開了兩個洞，連着導管將術後體內滲出的液體排出，脖子上貼着留置針以便輸入營養液和藥物，還有就是插着尿管。

這一天我和母親疲憊而興奮，為了克服疲勞，我們不斷地找事情做：給父親翻身啦，擦手啦，尿袋放尿啦……雖然聘請了病房的護工，可是一個病區四十二張牀位，總共只有兩名護工根本忙不過來。因此，凡是力所能及的事情都是我們自己做，盡量不麻煩她們。

到了下午，母親叫我回家取毯子，病房的冷氣太冷，父親有醫院的被子蓋，我們自己今晚可要蓋厚一點兒。於是我回了趟家。

打開家門，家的味道撲面而來，我不禁深吸幾口氣，坐在沙發上陶醉了一會兒。雖然才離家兩天一夜，可家裏的氣味和醫院太不一樣了，回到家整個人好像活過來。我匆匆收拾幾樣東西趕回醫院，向母親報告這個重大發現，叫她也回家去換換環境，給自己「充電」。

我們商量，既然父親目前情況穩定，監護儀也撤了，不如由母親晚上在病房陪牀，白天由我照料，這樣兩個人都能休息一下。再說夜間醫生人手少，母親留下來比較放心，白天醫生多，有我在就夠了。於是就這麼決定，我早上從家裏蒸雞蛋羹給父親送來，值到傍晚和父親吃完在醫院訂的晚飯，母親再來接班。

我發現，父親不怎麼使喚我，卻很習慣使喚母親。我在的時候，他從不主動叫我做什麼，可是母親一來，他事情就多了：擦身呀、換衣服呀、遞東西呀、找醫護調整藥物呀（原來他身上貼的止痛貼令他感覺不舒服，可是一直忍到傍晚母親來了才說）。我心想：爸爸對我挺見外呀。

＊ ＊ ＊

事實證明我是葉公好龍。雖然已經在醫院呆了三天，可是除了餵飯和給尿袋放尿之外，我並沒有做過任何貼身的護理工作。然而到了第四天，出了一個意外的狀況：父親的尿管鬆了。

當時母親已經回家去了，父親發現尿管鬆了導致漏尿，於是我立即去請護工來為他換衣服和牀單，自己將門關上迴避得遠遠的。因為已經是術後第三天，醫生同意索性將尿管拔了。但是父親這時還沒有力氣自己去洗手間小便，所以要在牀上用尿壺。

尿管拔除之後沒多久，父親尷尬地對我說：「雅，我想小便。」我想都沒想就說：「我去叫護工。」

在病區轉了個遍，才終於找到一個正在給病牀換牀單的護工，她和氣地對我說：「我馬上就過來。」等我走回病房，告訴父親護工很快會過來，他已經尿在牀上了。

下一次父親想小便時，他讓我把尿壺遞給他，可是他沒有力氣抬起身子，於是我又去叫護工，然而護工又來晚了。

那天是父親的生日。沒想到在他生日這天，因為我的不濟，令他尿濕了三次牀。父親對此沒有任何埋怨，甚至沒有一點脾氣，他只是平靜地讓護工給他換褲子換牀單，道歉和致謝。而我每次都躲開不看，即使心裏面難過得要死，我始終無法克服幫父親脫褲接尿的心理障礙。

那天晚上我回到香港，在家一邊哭一邊準備第二天的工作。白天的事令我感到自責內疚得喘不過氣來，便發短訊向朋友傾訴。

我這才發現朋友雖然經歷過至親離世，卻不曾遇到過像我這種困難。他說，香港的公立醫院都有探病時間，住院病人不需要家屬貼身照顧，回到家又有工人做，所以他並沒有親手做過這些事，體會不到我的難處。他甚至說：「總不能因為一個人住院，全家人都要陪同吧？大陸醫院這麼做是將護理的責任和工作轉嫁給家屬。在香港，如果要陪牀只能住私家病房。」況且，他沒見過身邊親友為老人家在醫院陪牀的，都是小朋友住院才有家長會去陪。

有個醫生朋友告訴我，香港的醫院也是人手緊絀，不可能隨叫隨到。因此，為了管理方便，一則可能不會這麼早就給病人拔尿管，二則是定時檢查和更換尿片，唯有讓病人忍耐一下。總而言之，文明社會自有文明社會的解決辦法，沒有這麼多考驗人性的場合和機會。

「可是這樣的話，病人會不會比較辛苦呢？」

「有家人陪護可能會好一些，那就去住私家咯。」

我發現香港人對於公共秩序和個人消費能力有一個理性和清醒的認識，不會和情感渾殽。我們比較中港兩地醫院管理文化，其實內地醫院也有規定的探病時間，即使貼在門上顯眼處也並沒有人理會。在我父親住院的那個病區，多數病人都是日夜有家屬陪護在側，那些極少數一個人來住院的病人顯得尤其伶仃可憐，身世淒涼彷彿寫在臉上。朋友聽了，第一反映是：「咁咪焗住要陪？」

不知是否我小題大作，為這件事我糾結了好久。我想，會不會是因為我沒有結婚生小孩，所以在身體和性別方面比較「放不開」、比較「豁不出去」呢？記得當年外公病重住院，母親和姨媽她們都是自自然然地為外公做着這些事。

後來有一次見到姨媽，我就問她了，她說：「哎呦，剛開始我心裏也是彆扭死了。」照顧外公的時候，姨媽已經五十多歲、連孫都有了。（六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