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七月是全球有紀錄以來最熱的七月,香港天文台七月共有二十一天發出酷熱天氣警告。當高溫成為常態,劏房戶、無家者、前線清潔工又能往哪裏喘息?社區氣候應變關注組連續三年與社區小店及非政府組織合作,免費開放予區內街坊避暑。
城市規劃師林芊芊是社區氣候應變關注組創辦人之一。三年來,芊芊和組員擠出工餘時間自發經營關注組。吾道不孤,從二〇二一年的五個人走到今天的二十人。他們想讓氣候議題變得貼地,連接香港實際處境。「過往教育可能太強調(touch on)北極熊,或者海龜,然後很多香港人都會有個問題—就是關我咩事?或者我解決了甚麼問題?所以為甚麼我會涉足氣候公義的原因,就是我覺得氣候公義把氣候變化整個議題拉近與人的距離,而這是實際影響着社會每一個階層。」關注組成員何紫晴說。
在深水埗一隅的小店,一頭黑白賓士貓悠然蹲坐於墊上,閉目享受冷氣涼風。柔和素色陳設配上木色地板,如此一個休閒的午休空間名為「Bhavana Space 修•行空間」,既是位處基隆街的禪修空間,也是無償開放予街坊的「夏日休息站」。
社區氣候應變關注組成員何紫晴(Blaire)、陳曉晴與劉芷淇(Nicole)一行三人,來到這裏收集捐贈箱內的夏日消暑物資。手提小風扇、防曬帽、鹽糖⋯⋯全是市民捐贈予弱勢社羣的物資。他們這個夏天曾把收集而來、已超過最佳使用日期的清涼洗手液贈予前線清潔工,也親赴油麻地避暑中心把小風扇交到無家者手上。
這羣年輕人既不是熱心教會義工,也不是屋邨關愛隊,而是關注社區氣候應變的香港人。他們埋首尋找夏日休息站與徵集消暑物資之間,見盡基層消暑之難。
去年勞工處首次發出工作暑熱警告,希望提醒僱主為露天工作的前線員工採取所需的防暑措施,減低僱員工作時中暑的風險。
不過Blaire某次探訪垃圾站時卻發現,前線清潔工其實不願休息,因害怕被食環職員拍下照片,指控他們偷懶而扣錢。關注組所見的現實是,清潔工寧冒暑繼續工作,以求盡快回家休息。
Blaire亦嘗試問清潔工曾否在工作時中暑,未料只發現更多的恐懼。「他們不敢在鏡頭前,或跟人分享自己中暑的情況。因為他們擔心會不會被幫辦或老闆抓到呢?」Blaire說。
工業傷亡權益會日前發布暑熱調查,調查訪問四百零七人,當中以建造及裝修行業(270人)及清潔工(45人)為主。近半受訪者表示曾在暑熱環境下感到不適,當中七成三人曾頭暈,近四成人曾頭痛或噁心,逾一成人甚至曾神智不清。
北極熊以外的氣候公義
這個關注組三年前成立,始創成員之一的林芊芊當年從英國大學空間設計系畢業,回港就業。在搵工以外,她更想尋找本地與氣候政策倡議的培訓課程。奈何身為大學畢業生的她發現,本地不少氣候變化培訓計劃以中、大學生為對象,自己早早超齡。她笑言,直到發現本地非政府組織低碳想創坊開設青年氣候倡議培訓,招收三十五歲以下人士,她便馬上報名。
她就在這遇上四名同學,他們分別是實習護士、環境顧問與兩名大學生,關注組的雛形就此組成。芊芊指,當時他們希望把國際間熱議的「氣候公義」(Climate Justice)帶到香港社會間討論,並研究香港哪些羣體最受氣候危機影響,現行政策又為何不足以照顧相關受眾。
按聯合國開發計劃(UNDP)的定義,氣候公義把公平與人權放在氣候變化決策與行動核心。氣候公義一詞主要指氣候危機裏,各國與社區所承擔的不平等歷史責任。例如,即使歐美發達國家為過去二百年來主要溫室氣體排放國,但發展中國家如太平洋島國與非洲的貧窮國家卻較前者遭受更多氣候災害。除歷史因素外,這種不公義亦體現在社會經濟、性別、種族、年齡等方面。若置於香港這小島,最受暑熱影響,也一樣是弱勢社羣。
這班有心人遂邊看文件邊落區觀察,開始鎖定香港近年愈見嚴重的暑熱問題,以及最首當其衝受影響的一羣—劏房戶、無家者與烈日下在戶外工作的人。他們向關注劏房戶的社區組織了解劏房戶實況,又向大學教授請教暑熱對本地微氣候的影響。芊芊坦言小組希望議題能「貼地」一點。「可能我們聽回來的新聞或是學校教育還是圍繞着北極熊的那種討論,但是這幾年(香港發生的)水浸其實已經影響很多人。」她認為這樣的討論氛圍甚或本地氣候政策本身,有時候並未能實際連接香港環境。
近年香港夏天氣溫愈來愈高,但關注組發現香港的避暑設施不足。縱然每當酷熱天氣警告生效期間,民政事務總署會全日開放全港十九間社區會堂或社區中心作臨時避暑中心(近期另有八所指定社區會堂/社區中心會開放至晚上十時),但全港十八區只有十九所臨時避暑中心。小組想知道除官方以外,社區到底有沒有能力照顧社區內的街坊?
二○二二年,大角咀宣道堂開放教會供區內街坊避暑,香港社會創投基金(SVhk)亦開始推動本地開放閒置空間做「夏日休息站」,讓劏房街坊不必消費亦可到場休息。關注組從中取經,亦逐漸愈做愈多。他們把研究成果寫成詳細報告,交上深水埗區議會,亦開始協力接手尋找社區空間供街坊唞涼。
無償勞動一年burnout 新血加入互補分工
不過人人一天也只有二十四小時,第二年關注組只剩下芊芊和Karina兩人。兩人身兼全職工作,又要應付小組研究倡議、聯絡與經營社交媒體,結果捱不到一年便過勞累垮。去年,芊芊開始招募新伙伴,也就是曉晴、Blaire、Nicole等人相繼加入,分擔工作。而芊芊亦學會休息,與新組員分工合作。
新成員各因不同原因加入。一向關注氣候公義的Nicole今年從歐洲交流回港,甫下機發現兩地溫差相距攝氏二十多度,香港的熱提醒她必須盡快重投關注組工作。
Blaire則於二○二三年加入。她一直記得自己曾在炎夏替無冷氣的劏房戶換LED燈膽。該劏房由廢棄安老院改建而成,現場烏燈黑火,只因業主一句:「開燈要額外收錢」。一對老夫婦居於其中,兩人即使發現冷氣機壞掉,亦不敢向業主要求更換冷氣。伯伯冒暑蜷曲身體,縮於下格牀一角。「好多長者在氣候變化上,他們連生活的尊嚴也未必有。」她認為,香港有許多弱勢社羣正無聲承受着氣候轉變,無力自救,而大眾甚至不知道氣候變化正如何影響自己,「這亦是我想繼續做下去的原因。」
這班新一代成員已接手「夏日休息站」工作。Blaire以深水埗為例,深水埗避暑中心位處石硤尾邨。若劏房戶本身居於鴨寮街,便需要花十分鐘才到達區內唯一的避暑中心,對行動不便的老人家尤其艱難。她認為,不少港人認為天氣熱也不過是熱而已,卻沒想過留在室內也能中暑,忽視酷熱天氣對健康長遠影響。香港社區組織協會今年六月至七月曾訪問三百零八個不適切居所租客,發現部分天台屋及鐵皮屋室內溫度最高四十一度,比室外更高;九成受訪者因居所太熱而身體不適。
盼店舖守望相助成為社區一分子
承接過往兩年,關注組把夏日休息站版圖從葵涌、深水埗,擴展至今年的油尖旺等地區。
曉晴解釋計劃着眼於拓展「第三空間」(the third place),是希望店舖主動打破香港社會消費至上的概念。第三空間一詞由美國社會學家Ray Oldenburg提出,意指居住和工作地點以外的非正式聚集場所。
按關注組的地圖顯示,今年全港有十個夏日休息站,包括書店、社福機構與環保雜貨店。自去年起,關注組增設消暑物資互助計劃,在多區小店收集社區物資。有小店向關注組表示因土地問題,店舖空間不足,但也選擇擺放消暑物資箱以表支持。
曉晴盼店舖在社區開店成為社區一分子,不應只視居民為消費者,而是有能力互相幫助的街坊。「其實舉手之勞在香港並不是新概念。曾經社會事件有人需要水,大家會一呼百應送水、遞水。消暑物資捐贈箱就係希望集社會力量去解決問題。」她說。
就世紀暴雨撰公開信 促訂氣候適應藍圖
香港去年九月經歷一場「世紀大暴雨」,至少錄得兩宗死亡,逾一百四十人受傷。關注組向特首李家超及氣候變化督導委員會委員發公開信,指出相關極端天氣事件的根源是政府政策一直把經濟增長凌駕於市民和環境利益之上,並促請政府制定氣候適應藍圖,同時提高政府備災與應變能力,如應針對弱勢羣體的需要,設立完善和主動的疏散計劃,並進行公眾教育。
然而,政策倡議之路並不暢順,關注組過往與其合作的議員或長年跟進環境議題的議員亦離開議會。面對這樣一個時代,年青人又要如何在香港民間由下而上推動環境政策倡議?曉晴承認,現時再沒有一定成功的倡議方程式,正如過往前輩習慣發起行動再叫記者到場報道,也未必奏效。她相信,現在所有人也在摸索空間,當人不能再依靠組織,公民社會其實有人選擇以公餘時間直接行動,正如他們一樣。
最近兩周,芊芊從香港搬回讀大學時生活的城市—倫敦。縱使她忙於搬家、適應新工作,芊芊上周仍擠出十小時,處理地球另一端的關注組瑣事,只是關注組的落區工作目前由在港的成員接手。如今她人在英國康登(Camden),按法例在城市規劃工作加入預防水浸的城市設計元素及公眾教育。
她說:「我最近發現城市的一般問題其實和氣候公義是相連的。」她指,一個城市有沒有綠化、涼快的空間讓大家去休息,或者無家者可睡的陰涼空間有沒有釘,其實都直接影響市民適應極端天氣的程度。而她盼他日學成歸來,能在香港推動城市規劃加入適應氣候的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