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權者眼中，相機具侵略性，記者拍下醜陋的證據共諸於世，撕破強權偽妄的面具。
假若相機這種傳訊載體是一架飛機，那戰地記者就是戰鬥機的機師；然而鏡頭不是武器，記者報導殘酷的戰爭，卻無法保護自己。十年前，日攝記長井健司在緬甸遭軍隊近距正面開槍，長井緊握相機快門至死，他手上抓緊是真相，是求真精神，當時「Journalist」仍備受尊重。十年過去，今天美國總統特朗普只要在社交媒體在?盤質疑「氣候變化」是虛構的，網上謠言四起；在後真相的年代，攻擊「不真實」比「見證真實」的聲音更喧鬧。那麼，不顧安危在現場取得第一手資料的戰地記者，他們的現況是怎樣？
2017年就有66名媒體工作者遇害。前南華早報記者Kim Wall被受訪者謀殺、日本戰地記者後藤健二遭ISIS斬首⋯⋯是什麼支撐他們，面對死亡，仍夷然不懼？
香港很少出產戰地記者，三年前雨傘運動，港媒才發現了童孆瑩（Nicole Tung），在香港出生長大，畢業於美國紐約大學唸歷史系，六年前開始戰地攝影。記者在伊斯坦堡，約她在酒店咖啡館見面。訪問前兩天，她才剛剛從伊拉克回來，眉目都尚未褪去硝煙味。近年她以伊斯坦堡為基地，正拍攝當地婦女，採訪前Nicole特地囑咐，不要稱為「女」攝影記者。
「我並不是焦點，戰地攝影，和戰地的故事才是焦點。」
戰地的傷痕 － 同袍被擄的150天
敘利亞、伊拉克、利比亞、黎巴嫰、緬甸⋯⋯哪裡烽火連天，戰地記者也就火裏火裏去，鏡頭後一副血肉之軀並非水火不侵。
Nicole 說自己「對危險的忍受能力比一般人高」，卻無法遺忘第一次看見孩童在他面前死去，敘利亞空軍投下炸彈，頭幾分鐘她甚至無法拍下任何照片，因為實在太可怕，不知道如何反應。
第一次失去親密戰友，她24歲。因革命來到利比亞，當時跟兩名戰地記者Chris Hondros和Tim Hetherington一同合租房間，她外出工作，回到房間空無一人，才覺大事不妙。她到了醫院，才發現二人遇上炸彈爆炸，第一眼見到戰友的屍體，另外一位Chris在深切治療部，頭部有傷痕，最終失救。「我第一次感覺到失去，我用了非常長的時間處理哀傷，甚至有足足一個月無法拿起相機。」
第二次是美國記者詹姆斯・福利（James Foley）—— 第一位被ISIS公開斬首處刑的西方記者。
2011年利比亞內戰時，二人認識，她形容福利為「慷慨、聰明、有趣和溫暖，並能走進房間裡，輕易與人交心」。二人一拍即合，夥同另一位英國記者John Cantile，還有一名翻譯員（fixer），在2012年一同前往阿勒頗（敍利亞北部城市），採訪敘利亞革命。
十一月中，她相機壞了，得獨自回到伊斯坦堡維修，索性約定在11月22日碰面，他離開敘利亞邊境小鎮前兩小時，還通過話，一切如常。豈料他遲遲未歸，她開始憂心忡忡，直至致電翻譯。才知道當時情況：路上車輛遭數名極端份子攔截，提槍指着腦袋，叫他們下車，二人被擄走，只放過當地人。
放下電話一刻，Nicole「六神無主，又懼又怕」，這一次她沒有放下攝影機，與此同時，頭三個星期，她與家屬一起四處奔走，到處聯絡當地記者，或任何認識反革命組織高級軍官的人，甚至回到當初被綁架的地方，到處談話找線索，卻一無所獲。罪疚感反覆啃噬她內心。「我試着不那麼無用，或情緒化，只當然我覺得內疚，當你身處無能為力的狀況，你會想，或者我可以改變，一切可能不一樣，但最終我要與事實妥協，接受現實，當時大家都身處敘利亞很長一段時間，以為自己對於狀況非常了解，但一切卻在一息間顛覆。」
音訊全無，人間蒸發，足足有一年之久。與普通綁架迥異，沒有任何贖金要求。「當時只有在敘利亞活動的極端宗教分子，ISIS來自伊拉克，在敘利亞未成氣候，然後那些小組織加入伊斯蘭國，才漸漸成形，James Foley也因此落入ISIS手中。」被擄一百五十天後，家屬才接到第一封沒有署名的電郵，到被殺前一陣子才得知是ISIS，白宮嘗試營救但不果。人人心焦如焚，她也不例外。
記錄比創傷的失落更重要
2014年8月19日，ISIS聲稱為報復美軍空襲，流出將福利斬首影片，佔據世界各地新聞頭條。片中，福利身穿鮮橙色連身衣，在鏡頭前譴責美國政府，「說一些他永遠不會說的話」，這一幕深深烙印在她的腦海中，揮之不去。
記者問Nicole：若果你再次見到福利⋯⋯「我知道你要問我想對他說什麼，但這太私人了。」Nicole拒絕回答，「是的，仍然常常想起他，也很掛念他，看見好笑的事，仍會想一起分享。」
同年六月，福利被殺兩個月前，ISIS在四天內攻陷伊拉克的第二大城摩蘇爾，才剛剛成為一股不能阻擋的勢力。
2016年11月，她第一次到伊拉克摩蘇爾。城內ISIS戰士仍然活躍，她轉移拍攝那些離開城市的人，許多人被殺，人人形銷骨立，深陷恐懼之中。今年七月ISIS敗落，撤出摩蘇爾，城市重光。十一月，Nicole再回到同一個城市，拍下一張張照片：兩名警員被ISIS斬首後棄屍堆填區；政府重建資金嚴重不足，一百五十萬人努力回到正常生活，主醫院被毀，臨時醫院急症室只剩下八張病床⋯⋯極目所見，滿目瘡痍，種種都令她想起福利。
「看見從未遇見的陌生人在你面前死去是一件事，因為彼此沒有連結，當然也令我情緒波動很大，但當這是你認識的人，就非常非常難以克服。」如果不將悲傷疏導，並且做其他非衝突的故事，她就不可能精神正常運作，也不可能繼續工作。福利逝世後一個月，她回到香港，為時代雜誌拍攝雨傘運動。
根據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數據，2012年總共有105位媒體工作者遇害，其中36名在敘利亞被殺。據其他十七位曾與福利一起被囚禁的外藉記者，有些被釋放後，指出福利曾多次被折磨。
「越多記者被當成目標，我就更有動力覺得更應該繼續去做，因為很少人願意當戰地記者，我們更加要強壯， 繼續記錄世上的危難，這比我個人的創傷與失落更重要。」她深吸一口氣：「失去朋友，固然非常痛苦，但他們的死亡並不是毫無價值，繼續他們的傳承更加重要。」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福利的故事成為繼九一一後，最多美國人認識的歷史事件，更被拍成HBO紀錄片《Jim: The James Foley Story》。
奈何時至今日，同時被擄的英國記者John Cantile仍然生死未卜。
對媒體失去信心的年代
後真相年代，國際的制衡力量也越發疲弱，聯合國無能力阻止衝突，對媒體失去信心，似乎是世界現像，無能感蔓延到採訪現場。尤其自由業者更是脆弱，她曾以「捉襟見肘的預算，需要在街頭打滾生存（street savvy）」形容工作狀態，更依頼當地人的善意。
她來到阿勒坡，一句話也聽不懂，文化也不盡相同，第一難關是贏得對方的信任。
在敘利亞，常常距離炸彈發生之處近在咫尺，大廈傾軋，許多平民被殺受傷，敘軍更刻意瞄準醫院攻擊，特意隔一會兒，等到救援組織「白頭盔」（White Helmets）從瓦礫中拉出一個又一個平民，再次投下炸彈。她會馬上奔到爆炸現場，紀錄事件。
「一開始，他們根本不想理我，戰爭已經開始一年，他們對看見記者已經感到疲累，因為沒有帶來改變，有些人甚至變得具攻擊性。」他們曾當她的面指罵：「這些記者什麼也沒有為我們做，滾出去！我不想見到你！」甚至朝她丟擲石頭，她就站在那裏，默不作聲，放下相機。她深明任何反應，或者對罵，情況只會惡化，「你要有同理心和敏感，這些人剛剛經歷了慘烈的情況，情緒激昂憤怒，並非因為我。
「用鏡頭對準他們，是非常具侵入性的事，他們拒絕就不拍，我不能成為啃食他們悲痛的禿鷹。」
「在別人身處最壞的時刻，你仍要在相片中顯現他們做人的尊嚴，以此建構相中人與觀眾的橋樑，與此同時，尊重他們的界線。」除了被拒絕之外，她另一拍攝原則，是不正面拍攝血淋淋的傷口，留在鏡頭之外，必要只拍攝部份身體。
她堅決不做拍攝《飢餓的蘇丹》的Kevin Carter，旁觀等待弱小快遭吞噬的一瞬。Nicole心中的「Shutter Chance」，是按快門前心有憐憫之心，知道拍攝對象夠人幫助。「我永遠都會將救人放在拍照前面，若果任何記者失去了那份直覺，就等同完全失去人性或同情心。」
後真相時代：中立有時，擇善固執有時
傳統媒體失能，美國傳媒由五位猶太籍超級富豪所掌控，2017年美國人對媒體信任度達至史上最低點，三分之二的人認為主流媒體發放假新聞。
網上散布大量陰謀論，挑戰權威主媒的公信力。2017年年初，網絡瘋傳2016年登上《時代》雜誌封面、在阿勒頗救援組織的「白頭盔」（White Helmets）為假新聞，Nicole聞言反應很大，「許多這些人有背後打算，指摘（白頭盔）是恐怖分子，拯救恐怖分子性命，完全是假的，他們努力從敘利亞政府轟炸中，救出孩子和平民，非常困難。」
有一張照片是她代表作。敘軍空襲後，一個十五歲男孩被困在大廈瓦礫中，一幫人協力救出，尚有一口氣，卻在前往地下醫院途中死去。
「戰爭中最大的受害者是平民，他們沒有正式醫藥，因為戰爭，醫生成為攻擊目標，醫院也是。」福利亦曾經為阿勒頗的醫院眾籌，從奧地利買救護車。
無法與敘利亞政府接觸，只有反對勢力時，她嘗試保持中立，一方面為照片附上盡可能多的說明，另一方面，除了親身見證，亦會由敘利亞人脈中，找到可信任的消息來源，正是希望以數據和事實說話。
「中立性存在事實所在之處，當你親眼見到，平民百姓被殺，你怎能在眼見小朋友死去時保持中立？可以中立才中立，需要擇善固執時，就擇言固執。」人道的新聞報道在人道立場上從來沒有「中立」。
Close Up令事件失焦
讓影像說話，過近距離會失焦，後退一步才能看見事實的全部。《導火新聞線》中，最廣為人知一幕，要數站上車頂俯拍眾攝記的場面，當戰地記者，首先要學會與戰地保持距離。
「衝到前線去，你只會得到一個人揸槍的相片，但看不到事件全貌——平民百姓的故事，沒有任何政治立場或連繫，卻深深受戰事影響，他們是最為脆弱，最缺乏關注的人。」讀大學時去過波斯尼亞，第一次拍攝對象是因1992年到95年的戰事失去所愛的寡婦，她未忘初衷。
因此她不止到戰地去，所到之處，還有羅興亞人42萬逃亡婦孺流離失所的現場，睡在雨中，睡在泥土上，缺水缺糧，依然要為生存跨越邊境；伊拉克的弱勢社群基督徒；剛果的前童兵；美國原住民藉退伍軍人⋯⋯
在戰爭暴力前，沒有人倖免於難。離衝突過近距離，同時帶來後遺症，像是因痛苦而生的直覺反射動作，她也開始懂得後退一步。
自由記者沒有傳統媒體機構的保護傘，往往依頼彼此。自從四年前阿拉伯之春後，媒體縮減人手，變得依頼自由記者，開始注重戰地、數碼安全、急救等訓練。每次出發到衝突地區，她都會跟另一位自由記者約好，報告行蹤，並約好在特定時間報平安，作為彼此安全網。她提到自由記者是一個緊密的社區，每逢有人被捕或失蹤，都會團結一致，組織起來，尤其要解救一個人，往往要花上許多錢。
六年以來，她坦承已不像以往衝動，從天天逗留在前線，如今只會去一到兩次，取得足夠的相片就夠，其餘時間拍攝故事其他部份；曾經單槍匹馬，在未接到媒體柯打，即未受保障的情況下，到敘利亞攝影，回想起來十分「愚蠢」。「我不過像正常人一樣脆弱，在2013年我就停止前往敘利亞，因為被綁架其實非常容易。」
「若果我想活下來，繼續做所愛的事，一定要更加小心，減少衝動，年輕的時候容易以為自己無所匹敵，在失去許多朋友後，見證戰事帶來的痛，隨日子過去，你必須思考來現場目的，我為什麼要在這裡？為了紀錄帶來的樂趣，自以為好型？不，這是為了紀錄需要在新聞出現的故事，繼續連結觀眾。」
紀錄歷史，對暴力以攝影回擊
日本戰地記者後藤健二同樣被ISIS斬首，國內反應兩極，有保守派認為是他自己責任，任性地到危險的國家去。戰地記者為什麼要為區區一張照片，冒生命危險？
福利（James Foley）摯友在紀錄片中對問出這個問題的人說：「你真的讀報紙嗎？看電視嗎？如果你關注敘利亞，你正依頼某個人帶給你的資訊，你沒權問，因為沒有他，你對此一無所知。」
就像《逆權司機》中紀錄光州民主運動的德國記者、六四中躲過中國重重封鎖拍下坦克人的Jeff Widener⋯⋯前人身影，從Nicole身上依稀可見：
「我沒有任何錯覺，以為一張照片可以阻止戰爭，但你所記錄的就是歷史，可以作為戰爭罪行潛在的鐵證，大家不能說：『我不知道這件事有發生過』，即使常常覺得極為無助也好，受制也好，多想尖叫也好，必須記住繼續工作才是最重要的。」
片中關於福利（James Foley）的死亡，她最後一句話是：「我們必須以攝影回擊，我不想讓他們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