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歲的羅冠聰在雨傘運動擔任學聯常委，傘後學聯中堅分散在社會各層面，羅冠聰與學民思潮成員組成政黨香港眾志，走入社區將在雨傘醞釀的民主自決意識在社區擴散出去。他參選以來，民調支持度一直大落後，最後「逆轉勝」以50,818票，僅次葉劉淑儀，取得港島地區直選議席。
問：雨傘運動之後，學運領袖各有出路，為何選擇組政黨當議員？
我們明白雨傘運動後，在社會各個層面需要傳承精神，所以我們不同人在不同層面做事，例如Alex（周永康）想做學者，Eason（鍾耀華）在社區上耕耘，而這種政治的影響力是需要傳承下去，例如自主自決，在政壇上維持政治的影響力。我對做學者沒有太大興趣，所以最後選擇了從政。雨傘之後，我們一班人感到有點無以為繼，因為力量消散速度很快；但另一方面，在政制上無功而還，促使了新一批公民社會活躍的組織。我很多時候會陷入不知所措的情況，因為別人形勢比你好，會懷疑做很多事最終都是徒勞無功的，又會懷疑一切是否重新回到起點。這些一瞬間的負面想法，讓人困擾，但不致影響工作，我知道很多人有這種想法，所以才要堅持繼續做下去。
問：當日一起走過雨傘運動的同路人，漸漸形成民主自決的倡議，你們如何由政制改革走到民主自決？
當時我們（學聯或其他年輕組織）沒有很明確提出一個框架，當時我們主要說反殖，但明白到這是難以令大眾消化的主張，雨傘之後就沒有再刻意強調，反而各自走入社區，漸漸演進至今日「民主自決」的信念。在這兩年，命運自主在社會是一個很大的體現，雨傘期間，我們爭取政制改變，但自從有人在獅子山掛了一條「我要真爭選」的直幡，抗爭融入社羣，往後的討論已去到香港整體的社經體制的層面，香港的城市狀態不單只聚焦在普選身上。生活的自主自決，是一個起點，是由下而上發生。所有關於這種討論，都是在雨傘後慢慢醞釀出來的。
問：外界關心「自決派」當選後會否加入「飯盒會」（泛民議會陣線），又標籤你們是激進派，你如何看今天傳統政黨？你將會是議會的激進派嗎？
傳統政黨過去應對時勢的態度，已不能夠套用現在的政局。他們很怕突破一國兩制的框框，怕觸動一些龍鬚，對未來的社會運動欠缺想像。當你去延續一場政治運動，為這場運動進行革新，要有目標才有願景，要有願景才有動力，這種動力，在泛民之中，正在消散，我們要靠自己，在困局中找到新方向。我不怕被形容為議會激進派。議會內外的激進不是原罪，那並不與進步對立。過於刻板的門派和政治標籤，其實沒有意義，今日的香港，已經再沒有分餅仔、籠裏雞作反等政治互鬥的資本。雨傘運動至今兩年，我體會到不論別人如何標籤你，你的態度與主張，其他人都會在不知不覺間吸收，我們要隨時準備呈現想表達的態度與精神，這點才是重要的。
問：你如何預視「自決派」的將來？
單從「自決派」的議席數量去說，只有三席是不夠的，議會的反對派需要有更多自決的思想，連結社會民生議題，這才有意義。首先要將民主自決的框架先放入議會討論，例如寫一條在議會不會通過的公投法草案，喚起自主自決的意識，令市民感到有能力去改變現況，大家一起去討論議題，在社區一起實踐。另一方面，我們可以在關鍵時刻，摒棄門戶之見，結集不同的力量，去推動某一些議題。例如朱凱廸倡議改革鄉議局的政制，怎樣改善鄉村政治，我們可以在議會上集合力量一起去做。
問：還未畢業的你，在這些抗爭的歲月，犧牲了什麼？
我犧牲了生活，因為社會運動和學運是一個頗為封閉的生活圈，你在社會運動愈活躍，圈子反而濃縮了，大家在這個圈子相處愈久，跟一些不參與社會運動的人更顯得格格不入。在整個過程中失去了很多連繫，犧牲了友誼以及與家人相處的時間，可幸我相對地面對官司與判刑不算太重。現在我背負着5萬人（票數50,818票）的期望，在未來的抗爭路，我不能單純考慮個人的利害。一直以來，我的理念與身處的狀態，身邊的人可能不理解，甚至受到某程度的傷害，例如媽媽眼看兒子被捕、被打一定很傷心。我一定要有更高的價值與信念，才能繼續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