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托邦索隱》的副題是「關於當下、生態與未來的文化想像」，可見作者的視野是廣闊的，企圖心也是宏大的。書中收錄的是廖偉棠近年於不同媒體上發表的評論文章，當中包括對文明發展觀的批判、對回歸自然的省思、對庶民文化的共情、對前衛藝術和抵抗文學的支持，以及對科幻和生態作品的評價。每篇文章都以特定書本為出發點，進而展開具有時代意義的討論。從前代經典作家如梭羅、宮澤賢治、班雅明，到近代的卡繆、凱魯亞克、斯奈德、中上健次，以至於同代的香港和台灣作家，廖偉棠所關注的都是當下，也即是這些作家和作品能帶給我們的「指引」，讓我們「按圖索驥」，尋找「有托邦」的可能所在。

《雲雀與夜鶯》不是普通的合集，也不是一般的對寫。鍾玲玲和鍾曉陽在年齡上相差十多歲，相識於八十年代，當初是編輯與作者的關係，漸漸成為知己密友。兩人都在寫作路上經歷過難關和停滯，雖然原因各異，但也能互相理解和支持。對寫看似零碎，以片段方式相間交織，但亦見大體架構。對話一〈雲雀與夜鶯〉主要追述兩人的交往經過，分享回憶中的情境。對話二〈詞／語〉隨着語言、文字和寫作話題而展開，深入各自的創作省思，插入舊作片段的回顧。第三部分嵌進兩人的新作短篇小說，分別是鍾曉陽的〈晚期風格〉和鍾玲玲的〈陳詞濫調〉。最後是對話三〈增補／對話〉，作為總結和展望。

兩本書的對照顯而易見。《有托邦》的觀點是整體的、宏闊的，而《雲雀與夜鶯》是個人的、微小的。前者是雄健的、理性的、論述的，後者是陰柔的、感性的、抒情的。廖偉棠的語言是直率的、昂揚的、奮發的；雙鍾的語言是婉轉的、低迴的、沉思的。因此也呈現出節奏上的差異，即前者是快速的、直達重點的；後者則是緩慢的、迂迴的，甚至是沒有目的地的。（雖然前者文章的篇幅較長、結構較嚴謹，而後者則由零碎的短小段落所組成。）

如果以歌聲比喻，雙鍾的文字果如雲雀與夜鶯，無需完整的樂章，就只是聲音本身，已經足夠動人。這就是鍾玲玲說「熱愛句子」的意思。謀篇不是強項，也不是意圖所在。所有的美與情感，都凝聚於句子的發聲之中。並不是那種刻意經營的華麗文筆，而可以是極為質樸的陳述、極為純粹的召喚，甚至是帶有哲學意味的措詞，或者幽默自嘲的妙語。與之相反，廖偉棠的論說文體不能比擬作天然的歌聲，也即不是天籟，而是人籟。縱使他對自然事物心嚮往之，但為文說理，還需出之以人類的理性的樂曲，有結構、有鋪排、有節奏變化、有起承轉合。對歌聲的追求，也許要留給詩。

《有托邦》開宗明義追求「有」，在虛無的亂世間尋找可托的理想，是一本「有為之書」。偉棠所作的是喚醒世界，比擬為鳥的話，近似雄雞之姿。《雲雀與夜鶯》飽歷寫作人生的滄桑，深切體會文學的無用，是一本「無為之書」。兩人對寫，沒有打算改變世界，或者開創藝術新路、人文前景，純粹只是情感的珍貴紀念而已。一外向，一內向，應無疑義。可是，若說兩本書只是南轅北轍、差天共地，其實沒有多大意義。彼此對讀，產生的最大啟悟，是兩者間的暗默相通。有與無、肯定與否定，從來也不是二元對立的。如果能讀到肯定中的否定和否定中的肯定，有中之無和無中之有，才能真正讀懂文學的本義。我敢肯定，廖偉棠一定能夠領略和珍視鍾玲玲和鍾曉陽的「無」，而後者亦一定能夠欣賞和認同前者的「有」。

也許唯一可以確立的對照點，是早期和晚期的差別。這裏引用的是愛德華．薩伊德提出的「晚期風格」（Late Style）和「晚期性」（Lateness）。黃念欣多年前已經論述過鍾玲玲和鍾曉陽所具備的晚期風格。（曉陽甚有意味地把新短篇題為〈晚期風格〉，是一種幽默的回應。）今天兩位都已踏入六、七十歲的真正晚期，但晚期風格其實和年齡沒有絕對關係。雙鍾在身為年輕創作新人之時，便已經處身「晚期」，以老人之眼看世事人生。到了名副其實的晚年，《雲雀與夜鶯》以其不完整、不明確、不協調，以及無目的、無所為、無去向，去靠近死亡。這就是所謂的晚期性。

與之相反，正處盛年的廖偉棠雖然在藝術和思想上已經完全成熟，在人生階段亦已為人父，但卻處處流露出少年的氣息──叛逆、不妥協、不畏風雨、朝氣勃勃，對理想的堅持近乎天真爛漫，完全沒有半點中年人老練油滑的味道。也許我們可以據此創造出一個相反的詞語──早期性（Earliness），以表明這種特質。早期性不代表幼稚和衝動，就如晚期性跟祥和或認命無關。重點不是生理或心理狀態，而是文學形態。

然而，早期和晚期還是有一個共通之處，也就是不合時宜，亦即是對平穩安定、事事適度的中期或成熟期的不予認同。不是太遲，就是太早，但同樣是對適時性（timeliness）的否定和抗拒。對於一個要求合時的世界，少年心與老年眼，同樣是不受約束的，也因此是自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