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六四的「天安門四君子」、「天安門母親」運動發起人、「零八憲章」起草人、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成為人權運動的精神領袖以前,劉曉波早年就以文學與審美出發,挑戰中國美學權威李澤厚,在形而上的哲學思辯中,探求個體的自由。美國《時代雜誌》以曼德拉、甘地、馬丁.路德金與昂山素姬跟劉曉波並列「全球十大政治犯」,顯示他背負政治罪名,同時於中國奠下非暴力抗爭的民權運動基礎。與李旺陽撼動人心的硬漢熱血不同,他堅持其非暴力抗爭的堅毅意志,以文字疏理思想,不斷經歷質疑與挑釁,從反覆思量與鑽研,打下信念的基石,可見一名公共知識份子義無反顧的道德追求。
知識、美學與自由
劉曉波在1986年成為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博士研究生,期間已發表言論批判中國知識份子身上的民族惰性,以至中國文化中根深蒂固對個體生命的約束與規範。他更因直接挑戰當時的美學泰斗李澤厚,被稱為「文壇黑馬」,繼而出版《選擇的批判——與李澤厚對話》,隨後一紙風行,指出中國文化對個體生命力的扼殺導致文化之衰竭,其博士論文《審美與人的自由》中更道出:「即便徒勞,也要抗争」,可見他從文學評論思考到審美對於規範的超越,發展到對知識份子以至思想文化的批判層面。「為人民服務與忠於黨、為政治服務一起,把中國知識份子本來就日趨萎縮的自我,變成了毫無自我知覺的動物性存在。」正節錄自《中國當代政治與中國知識份子》。
批判的利刃
1989年參與天安門學生運動成為「廣場絕食四君子」之一,劉曉波隨即於六四清場後,於同年6月6日因「反革命」罪被補,直至1991年1月正式受審,才予以釋放。然而他在出獄後繼續以自由撰稿人身份在北京從事寫作,並一直參與人權活動。除了持續批判民族文化思想,與進一步思考中國政治改革的條件,更於2000年7月,參與創立中國獨立作家筆會。《末日幸存者的獨白》正是他對六四以至整個受審過程的自省與反思。《劉曉波劉霞詩選》則收錄二人在六四後,為了表達抗議,私下寫給對方或自己,而沒有投稿任何刊物的作品。林夕早前於香港回歸二十年之際重讀詩集,憶起劉霞形容在劉曉波受牢獄之災時的心情,頭頂像常常懸着一雙鞋子,從而反觀對香港的出版自由的憂慮,「如同頭上也有一雙鞋子,第一隻已經掉下來了」。
「零八憲章」之後
2009年,在起草《零八憲章》,提出促進中國民主化進程、改善人權狀況的具體主張後,劉曉波旋即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有期徒刑11年。入獄前寫下《大國沉淪—寫給中國的備忘錄》,余英時評為揭示「以沉淪當崛起」的中國種種醜惡面相。2010年獲諾貝爾和平獎後,劉曉波的散文及詩作陸續翻譯成英語流通海外。而新近出版的《從六四到零八:劉曉波的人權路》與《統一就是奴役:劉曉波論臺灣、香港及西藏》分別結集他這些年來的訪問、演說、聲明還有宣言等,更就其針對臺灣、香港及西藏的文章,展現其民權自由的推進歷程,並揭示中國體制內外對民主的制裁手段與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