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因為渴望找到合適的電影，於是閱讀影評。影評有其功能性的一面，但它卻不永遠只是附庸角色，有某一類型的影評，它能讓你投入文字的世界，甚至你會希望以「文學」來形容它──它不再只是評論，而是有其深度及閱讀的愉悅。資深的影評人及學者黃愛玲早前離世，不少人再次談到影評的文學性這議題。到底什麼是影評中的文學性呢？我們找來幾位多年持續書寫的影評人及讀者，談談影評這文體的文學可能。
影評的定義是什麼？影評人及作家朗天認為，電影評論是一種以客觀、有理據地對電影作出判斷、分析的文體，而且必須有例證來支持評論中提出的觀點，他為電影評論下了這樣的定義，門檻絕對不低。而事實上，很多影評也未必能符合這個定義，很多時，人們只關心電影是否好看，影評人打了幾多「星」，朗天說影評不應只是消費指南，更應該帶給讀者乃至觀者新的觀點。
然而，電影評論又能否成為文學？如果我們理解電影評論作為一種分析性的文章，評論會否缺乏了美感而喪失了成為文學的可能？朗天則坦言，文學需要有一定的美感，但電影評論也不至於用論文格式來寫，「例如蒙田的隨筆，到底是散文還是論文？他的作品優美，但內裏亦包含理據，是評論也是隨筆。」評論與美感交織的文字，往往令人陶醉其中，有時甚至會迷失，到底在讀的是散文隨筆，抑或是有縝密論據的評論文章，撲朔迷離。而黃愛玲的文章，就是帶人進入了這種狀態，「她的文字令人愉悅，同時論影，她以文字跟讀者結緣，作者跟電影、讀者跟作者，她的文字成為了橋樑。」朗天這樣說。
無用的滲透
有類似想法的，還有電影研究學者羅展鳳。「有許多電影，我都是因為愛玲的文字，我才再去觀看，然後認識。」羅展鳳認為，影評與文學之間沒有必然性，但如果作者在影評中加進文學的成分，許多時卻能讓讀者為之着迷，「有時我會想到，愛玲的文字，其實是文如其人的。她當然是對電影有一種熱愛，但她本人的氣質，卻能在影評中展露出來，那是誠實的。」
所謂誠實，是將觀影的感受如實地書寫出來，就算是負面的看法，也如實地呈現出來，「例如她寫關於《大逃殺》的影評，她也可以說深作欣二晚節不保！」
對羅展鳳而言，所謂文學性，不局限於文學的技巧，而是在於作者如何用文字，與讀者產生聯繫，「有時影評人寫的，其實是他自己的感受。他到底從電影中，聯繫到怎樣的個人經歷呢？在這種寫作中，評論與散文的界限其實是很難區分的。」
於是看似功用性的評論，就有機會被文學那彷彿是「無用」的性質滲入，也許那不是最有分析性最有洞見的評論文章，卻有了「文學」那無用之用。「我不會覺得文學是無用的，而有文學性的影評也自然不會是無用，當文字能讓人可以投入那電影，甚至分享到作者個人的體驗，那麼有文學性的影評，其實是可以影響到一個人的行為，那也是藝術的功用。」羅展鳳這樣說。
影評多樣性
黃愛玲的文字就如紅娘，風韻、美麗，卻不是主角，讀者透過她的文字認識電影，與電影結緣，但有時候，她的文字過分迷人，讀着，竟無法抽離，影評文字本來是線，卻竟成為「緣」之本身，「就是景、物相融，是通過她的文字去認識電影，抑或是與她的文字結緣，邊界已模糊了。」朗天這樣說，「雖然文字有美感，但內裏依然有理據憑證的，卻不會展開，展開了就煞風景了。當你分不清誰是紅娘誰是崔鶯鶯時，或者你兩個同樣愛？」
朗天的影評與黃愛玲南轅北轍，不是為了與人結緣，而是為了刺激讀者，「讀者被文字喚醒，啟發他們，然後他們會生出自己的想法。我認為電影評論應該是有創造性的，要有創新的觀點！要有衝擊，讓人耳目一新。」對於他來說，影評人就如藝術家，要不斷創新，而影評也跟藝術品一樣，能夠刺激人的精神活動，在這層意義上，文學、電影評論與藝術，也許該是殊途同歸。
而羅展鳳則認為，影評不只得一種，「就算我自己關於電影的寫作來說，也不只限於一種寫法的。可以是比較研究性質，同時也可以有較抒情的寫法。」她也認為，在影評這文類中，需要有不同的書寫方式，可以是有創新觀點、有理論的，也可以是用文學角度去介入，重要的其實是影評的多樣性。
上世紀影評
電影與文學總是互相影響，又互相吸引，而影評則總是介於兩者之間的灰色地帶。「好多電影本身同文學有關，但影評不一定是文學作品。」資深影評人石琪開宗明義說道，「影評不一定具有文學性，要視乎由誰來寫。」他把上世紀文人寫影評的盛況娓娓道來。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社會生活並不富裕，主要娛樂就是看電影，電影不單只是大眾娛樂，還是吸收知識的渠道，報章、雜誌的影評專欄大行其道，深受讀者重視。另一邊廂，文人生活拮据，要賺錢就要多寫文章，「尤其是在報社工作的，又做記者又做編輯，都不夠錢用，甚至還要寫波經、馬經。」他指出許多後來為人所知的文學家，早年也有涉足影評。
「金庸是電影發燒友，他早期在左派報紙如《大公報》、《新晚報》上寫影評，他又有編電影雜誌，長城電影公司出版的《長城畫報》介紹世界各地的著名電影。」在查良鏞以「金庸」筆名寫武俠小說成名之前，上世紀五十年代，他便曾以「林歡」為名寫影評，光在《長城畫報》，就至少發表了五十篇關於電影評論、理論、製作等，內容非常多元化。「這些文人所寫的影評，其文學性不一定在於文字上，而在於作者非常熟悉中外文學作品，許多電影正是由文學作品改編，如《紅樓夢》、《戰爭與和平》等，他們通過原著來介紹電影，影評的文學性也因而提升。」而詩人所寫的影評，則富有感染力。「崑南本身是詩人、小說家，他的文筆才氣洋溢，金炳興也一樣，詩人寫文章有一種霸氣，詩人是天生寫字的人，無論他們的觀點如何，總之一寫出來，就非常有感染力。」
將電影改成文字
1952年出版的《中國學生周報》，可謂本地影評書寫的里程碑，匯集了大量的文藝青年及電影發燒友，「西西和亦舒最初也有幫《中國學生周報》電影版寫，訪問明星、寫電影評論。」石琪形容西西「很迷電影」，由1970年起在《快報》寫的專欄《我之試寫室》，當中便包括電影評論和隨筆。那是一個百花齊放的年代，五湖四海的作家，帶來了各式各樣的影評。
嶺南大學中文系副教授黃淑嫻則認為，香港五、六十年代的影評因電影改編文學作品甚多，對影評人的文學造詣有較高的要求，然而到了今天，當電影改編作品相對較少，影評中的文學性卻仍有其存在意義。「影評的文學性，在幾個層面上可以產生作用。其中一點是在人物描述之上，文學的寫法可以將電影中的角色描繪得更活靈活現。例如黃愛玲在寫《苦命鴛鴦》的影評時，形容『李香琴的壞是漂白水也洗刷不了的壞』，那不是電影中原有的，而是影評人的感受。」
這其實就是第二種意義的「文學改編」，不同於由文學作品改為電影，影評可以將任何電影作品，「改編」成文字的模式，文學就是一種手法，讓影評得以得到潤飾。「畢竟影評的載體是文字，它不同電影般同時利用不同的範疇如影像、音樂，所以當想用文字評論電影時，必然需要有所轉化，甚至利用文字的想像力。文學有時就有這功用，有時它甚至可以補充電影所沒有的東西。混合了理性的觀察，結合個人的想像，好像黃愛玲所寫的，『看到《小兒女》裡王萊和王引偷得浮生半日閒，在家門前的院子喝下午茶，小圓桌上鋪了格仔檯布，就主觀地將黑白菲林的深灰變成萬里無雲的蔚藍；生活可以謙卑而優雅』，這種聯想力，甚至有時帶來的電影感，其實就是文學的力量。」黃淑嫻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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