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街坊，有沒有話語權去訴說社區內一磚一瓦的價值所在？甚至成為歷史建築的守護者？聽聽以下故事，便會知道答案。
Katty（羅雅寧）自小住在港島堅道，畢業後，她當過出版社編輯，後來結婚生子，又搬回媽媽的樓上當家庭主婦。二○○五年，她從傳媒報道中得知，荷李活道已婚警察宿舍用地被當局從「政府、機構或社區」（GIC）用地改為「住宅」，她開始思考：「這個區已經非常擠迫，香港市民的資產，政府能賣就賣，已經過度發展，為什麼不能留一個空間給市民呢？」
她覺得不能坐視不理，於是用盡所有途徑去反對，最後迫使政府在賣地前去考古，發現宿舍的地底，原來是孫中山先生昔日就讀的「中央書院」，政府亦因而擱置三十億的賣地計劃，將建築物保育成為今天的「PMQ元創方」。
隨後的十多年，她家附近的嘉咸街露天市集、中環街市、政府山、香港公園古石牆……亦接連面臨清拆重建，她繼續四出奔走，與藝評人John Batten成立的「中西區關注組」更不時跟各政府部門據理力爭，爭取有價值的建築必須保留。
建築物「無咩特別」
她發現，每當政府決定要清拆一座建築物時，理由往往都是「沒有建築特色」、「無咩特別」或「那麼醜樣」。她認為，單憑外觀是否宏偉壯觀去評估歷史建築物的保育價值，其實並不全面，具價值的建築亦容易有所遺漏。
「最近，本土研究社向古蹟辦索取二十年前的一份《具潛在文物價值建築物》研究報告，名單顯示有八千八百幢隱藏古蹟，有別於二○○八年訂定的歷史建築名單的一千四百四十四幢，大概就是這個原因。」
以荷李活道已婚警察宿舍為例，根據政府定下的規劃標準，中西區已經缺少七萬平方米公眾休憩用地，政府卻計劃賣地予發展商興建兩幢三十層高的私樓，Katty說，當時官員亦指建築物「沒什麼特別」、「沒有保留價值」。「事實上，它屬於現代主義建築，標誌着新時代來臨，一反早期的維多利亞式的華麗雕琢，追求的是簡潔和功能性，單位方正好用，空氣流通和採光也得到改善，一樣有心思。」
找回香港的一點歷史
「那時不停在想，究竟可以做些什麼？」當時Katty經一位熱心規劃師義務指點，知道可以去城市規劃委員會，申請把土地用途改回給公眾使用。
那次接觸城規會，始覺得制度並不公平，因她發現，城規會主席竟然是「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常任秘書長」，令她嚇了一跳，「她來到城規會，就是要反對規劃署的意見；而且所謂非官守委員，全部由政府委任，那不是球證也下場踢波？」
後來，城規會開會討論Katty等提出的申請，雖然沒接納，但就要求規劃署再準備一份詳細的計劃書。規劃署整整一年後才向中西區區議會提出新方案：照舊起樓，不過限制地積比率，日後大廈可能會少兩、三層。縱使區議會反對，規劃署依然把方案交上城規會。
結果，第一次申請被城規會否決。
二○○六年，發生保衞天星、皇后碼頭運動。Katty亦前往示威區，一方面覺得這麼珍貴的歷史建築怎能說拆便拆，另一方面也想參考別人如何保育抗爭。她因此認識了朱凱廸、葉蔭聰、利東街街坊May姐等保育人士，互相交流對保育的想法。
「那次獲得啟發，就是一定要出聲，等多一些人知道發生什麼事，慢慢要建立一個論述，點解要做呢啲嘢（爭取保育），其實是要找回香港的一點歷史，如果這些東西沒有，歷史就會抹去。」
於是，她連結街坊，從研究荷李活道已婚警察宿舍的歷史入手，「大家不是歷史學家，卻很有熱誠，邊做邊學。」不久，他們發現這宿舍的前身，原來是殖民地政府第一所開辦的官立學校—「中央書院」就在一八八九年遷往荷李活道，易名維多利亞書院，一八九四年始定名為皇仁書院，日戰期間，中央書院變成日軍騎兵部隊司令部、學生書桌淪為飼料箱。一九四四年大火摧毀校舍頂部，只剩下四幅圍牆、一些台階。
她不斷集思廣益，比如又有人提她參考「皇仁書院」的校史。「有很多發現，例如提及中央書院的主要建築物料是花崗石，由域多利監獄的囚犯幫手搬過來；也提及校舍後來不夠用，搬往銅鑼灣；亦有記載當時孫中山先生作為一個學生，參加由港督主禮的新校舍奠基儀式，好震撼。」
看不見的歷史深度
後來，又有街坊發現中央書院的前身是城隍廟，「怪不得這裏叫城皇街！」她說追尋歷史的過程令人感到震驚又有趣，「跑到香港歷史檔案館搜集資料，好像發現寶藏一樣，翻着檔案的紙張，嗅它的味道也會上癮的！」那次，她找到當年殖民地政府的文件書信，例如提及中央書院的建校方法和物料，還有圖則，並提及需要拆去城隍廟。「地形上，城隍廟恰恰分隔開維多利亞城的歐人住宅區和西面的華人聚居地。一八七六年政府買回土地後發現地皮已形成四個平台，遂依照地形設計中央書院。」
經過大量的歷史研究後，Katty更用盡方法去提意見，二○○七年正值特首選舉，她不斷出席諮詢論壇發言；亦同時和街坊擺街站，收集市民簽名支持。她每天都費煞思量，「中央書院的舊照片都看上腦。」一天，她留意到，政府在山頂公園進行改善工程時，發掘出前總督山頂別墅的部分遺蹟，於是靈機一觸，「荷李活道已婚警察宿舍，會否亦蘊藏中央書院的地基？於是我請來香港考古學會會長去視察一下，他估計有。」
其後，她再次上城規會申請更改土地用途，並提交嚴謹的歷史考證說明建築的價值，要求當局展開考古發掘，她對規劃署的官員說：「如果你們賣地後才發現地底有古蹟，到時要買回塊地，仲大件事！」
考古期間，因不允許進入場地，她經常到地盤對面的唐樓天台遙望，「看着個窿愈挖愈大」，最後她目睹考古人員掘出中央書院地基，是層層的花崗岩石地台，場面十分震撼。考古結束後，政府寂靜了一段時間，Katty擔心再有變數，遂公布發掘出地基的照片給傳媒，引發輿論關注。數年後，政府宣布將宿舍活化成為「PMQ元創方」，作為一個提供公共空間，開放給公眾人士的創意中心。
「一座建築物的歷史價值，或者表面上是看不到、『沒什麼特別』，但它蘊藏着的深度是一層一層的，那只是百幾年間的事情。」
總結十年保育經驗，Katty覺得，歷史建築物的價值所在，主要靠民間的保育行動發掘出來，仰賴街坊瞓身爭取保育。「我們不只談建築風格一個element（元素），是透過嚴謹歷史考證，以理服人，努力掌握城市的命運，因為我們愛香港。別人常說香港沒有歷史，發展快，忘記得亦快，但這些歷史建築就是視覺上的憑證，提醒我們，這城市曾經歷過什麼，是如何的走過來。」
政府山和鄔勵德
二○一○年，政府宣布拆卸中區政府合署西座並拍賣用地建商廈，Katty與多個民間團體組成「政府山關注組」提出反對，在整理大量政府文獻和繪圖記載的時候，她讀到政府的一份文物
評估文件，入面提到一個名字：當年政府山的總建築師鄔勵德（Michael Wright）。
鄔勵德於上世紀六十年代任工務司，主理香港公屋政策的時候，提出住宅引入獨立廚廁，認為 居住要有尊嚴，造就五十年代首個設獨立廚廁的屋邨誕生，被稱為「鄔勵德原則」，一九七六 年落成的勵德邨亦以他命名。
於是她忽發奇想：「能否找到鄔勵德先生親自講述政府山的興建？」於是她四處探問，結果發 現這位當時已經九十九歲前工務司，仍然身處英國安享晚年。她撥通了越洋電話，邀請對話拍 攝一段訪問短片，「電話筒傳來他的聲線很精靈，他一口答應邀請！」短片中，鄔勵德確定整 個政府山的東、中、西座建築羣是一個整體設計，而西座在當中擔當重要的公眾橋樑的角色， 讓市民由皇后大道中進入政府山。他支持保留西座，並指以另一座高樓大廈取代西座，只會破 壞政府山結構，以及當中的自然寧靜和以人為本。
其後，政府山關注組也獲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ICOMOS）、Docomomo International及 International Union of Architects向特區政府發出文物警示（Heritage Alert），促使港府最終放棄發展計劃，並將西座連同其他兩座一併評為最高文物級別（一級）。復修後的西座將成為律政 署及與法律相關的非政府組織的辦公室，位於下亞厘畢道的公園將開放給公眾使用。
那次「政府山」成功避過清拆，亦讓香港人重新認識這位重視人文精神的「公屋之父」。其後 Katty亦不時到英國探望鄔勵德，「他非常熱心香港事務，清楚記得當年曾專誠邀請港大地質學系教授到不同礦場，找來最好的花崗石去建政府山，還關切地問及那些花崗石有沒有流出鏽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