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猩猩。」因為外形粗獷，膚色黝黑黑，朋友都把他喚作猩猩。猩猩打起手語時，此起彼落，動作很快，就如一個不多話的男子漢，說一件事，便是一件事，從不轉彎抹角。
他和健聽朋友聊天，總是覺得廣東話的句子很複雜。對方說了一遍，他看不懂，擰一擰頭。朋友不期然再誇張口形，又忙亂地比手劃腳。好像一次問道：「猩猩，你最喜歡的工作是什麼？為什麼？聾人找工作較困難，你感受如何？」猩猩專注地看着，似懂非懂，朋友急了，再嘗試溝通。最後，猩猩一邊打了一個沖茶的動作，一邊讀出兩個廣東話單字，發音有點不太準確，隱隱然是兩個聲調，「咖啡！」朋友猜到了，他想當咖啡沖調師。
即使是「簡單對話」，也幾乎導致溝通失效，但猩猩早已見怪不怪。主流社會鼓勵大家學會兩文三語（中文、英文、廣東話、普通話、英語），沿用這個標準，猩猩的「母語」好像經常給比下去。人家都說，手語詞彙是相對地貧乏、手語的句子結構也相對簡單；反而他很少聽人說，手語是另一種語言，另一種文化，只是健聽人一般沒學會，所以不懂得和聾人溝通。
報考保安 困難重重
四十多歲的猩猩，有深度弱聽，需要戴上助聽器，以助日常生活。他說最近助聽器壞掉，乾脆不戴了。說罷，他裝出了一副調皮鬼臉，好像為此難以叫人理解的行徑來個打圓場。他的世界本來就是沒有聲音，助聽器儘管把所有雜訊音頻放大，對他來說其實不太重要，「因為無法百分百聽得清楚。」
「無法百分百聽得清楚」，像一對回憶的翅膀，把他帶到童年。他記得在聾人學校讀書時，老師和校長，上課都只用口語講話。雖然他戴了專用的擴聲器，亦可以讀唇，然而他還是無法聽得清楚，例如對方說「蘋果」，他「聽／讀」到的是「俾我」，又或者「美國」，在口形上完全沒有分別。學單字，已經困難重重，何況要去理解一整課的內容？
猩猩也跟大部分聾人一樣，畢業後很難爬上事業階梯。他做過許多份工作，運輸、地盤、油漆裝修和送牛奶等，全是結結實實的勞動工作。
他說，聾人搵長工難、薪金低，都只能兼任多份散工。不過，即使他肯搏肯捱，卻不一定能換來一份固定工作。「每當與同事產生溝通誤會，大家爭持不下，老闆最終總是解僱了我。」
兩年半前，他和太太生了一個女兒，家庭的擔子重了，決定自我增值，報考平安卡和保安牌。「當保安希麼（望）再確保收入。」他努力說了一句。
猩猩也找到朋友替他充當手語翻譯，帶着她到課程中心報名，豈料中心以「凡入課室者必須繳付學費」的規定將朋友拒諸門外。
他打了一個手語，表示憤怒得「瘋了」。
因為帶手語翻譯出席口授的課堂，是聾人的基本權利。
他只好尋求社工協助，結果，擾攘了大半年，終找到一家課程中心，讓手語翻譯在課堂上替他作即時翻譯，他亦能一次便考取了平安卡和保安牌。
魚缸裏的朋友
現時，他在一艘貨船上擔任看更。貨船停泊在距離岸邊較遠的海上，下午5時至早上7時，都由他一人看守船上那一桶桶的汽油。黃昏船來船往，有不少船隻駛來加油；到夜晚，海上環境黑漆一片，他會格外留神，因為他聽不見船隻駛近的聲音，只能感受海上的震動來視察環境，若遇到任何意外，就要即時發短訊通知上級。
猩猩說，現時工作環境沒有同事，可免卻誤會和爭執。他又幽默地打了一個手語，表示一個人在船上值班「好悶」，然後取來一個魚缸，裏面裝着一條四腳蛇，示意那是他在船上找到的「朋友」。
「真正工作理想？我希望當攀石教練，我喜歡攀石，如果這可以成為一份工作多好！不過要考教練牌，課程學費很貴，也要『讀書』，嚇怕了！」
失業率高達50%
一般所說的聽障人士可分為全聾及弱聽，大部分深度弱聽人士就算戴上助聽器也幫助不大，而弱聽人士可借助合適的助聽器而聽到不同程度的聲音。雖然肢體健全，有一定工作能力，但在社會屬弱勢一族，權益備受忽視，職業出路不多。香港的聽障人士失業率高達50%，是本港整體失業率（3.2%）的十五倍以上。
現時的勞工市場出現求過於供的現象，就算是中學畢業的聽障人士亦不容易找到工作，因此很多聽障人士只能做一些不需要溝通及學歷要求不高的工作，例如資料輸入員、清潔員、包裝員及廚房助理等工作，而文職工作則較難找到。
根據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研究，八成聽障人士曾在公司內感到受上司或同事不同程度的歧視。這些歧視包括「不願意將工作程序寫在紙上，只以口語講解」、「同一工種，聽障人士獲分配的工作量較健聽人士多」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