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六月十五日是陰天，午間經過金鐘中信大廈行人天橋，在橋上瞥見在太古廣場平台上有一黃衣身影，旁邊有塊白橫額，但橫額上寫上什麼字卻看不清楚。當天金鐘道繁忙如常，我以為消防人員也能如常的勸退企跳者。傍晚得悉企跳者的死訊，在街上一時間無言以對。接下來的日子，也和其他香港人一樣，讀到他在橫額上的遺言，並在之後幾個月，因更多生命夭折而神傷。感覺上，香港人在過去九個月，前所未有地糾結於「死亡」，有些死亡引起了轟動，「民不畏死」的聲言此起彼落，追悼素未謀面者的逝去更演變一種社會現象，但我們好似還未能夠好好談論死亡，理解死亡。
「其實死亡是我們永遠都離不開的一回事，在這世界裏，生死—中間還有生、老、病、死—是最自然不過的。」三月中某天，天氣陰沉翳悶，細雨絲絲，適合談死。當日，在中文大學，退休哲學教授張燦輝以此開首，回應我一些對於「死亡」的叩問，一些他自己亦花了半生追尋答案的叩問。
悟死共生
張燦輝在中文大學任教廿多年間，時常開辦「死亡哲學」課，是大專學界教授死亡的先行者。去年七月，他出版了一本名為《悟死共生—死亡之哲學反思》的三百頁小書，其中輯錄了由二〇一二年退休前最後一次上「死亡哲學」課時的講稿，以及幾篇觀點文章。在書中，他精煉簡明地由古希臘柏拉圖與基督談到中國儒家道教傳統生死觀，又由海德格、沙特論到自殺、安樂死及死後世界等當代議題；強調要直面死亡，從而反思生命。
日常生活中死亡無處不在，無論是飯桌上的肉食，還是當下被疫症奪走的人命，都是死亡；但在香港，人們總是忌諱死亡，抗拒談論死亡。這反映的，是人們「怕死」，留戀現世；也是出於「未知生，焉知死」觀念，以為死亡與在生者無關。但深受德國哲學家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思想啟發的張燦輝指出，「死亡不是在生命之外，而是在生命之內的。為何我們會死？不是因為癌症、心臟病，而是因為出生。死亡的原因只有一個，就是出生。我們知道，自己每一刻都可以死亡。」他WhatsApp的狀態是拉丁文Memento mori，意思為「記住你終有一死」，是自我提醒，也是警世。
既然生命如此脆弱，死亡會突如其來，被拋擲到人世間的我們，生亦何歡，死亦何苦？張燦輝說，唯有直面死，才能反思生：「面對死亡最重要的意義是，第一就是問：自己生於什麼世界，你一生有什麼意義，一生人裏，曾否做過自己。」
在絕望中尋找希望
在《悟死共生》，張燦輝否定了自殺。他的立場是，自殺者希望透過自殺解決問題，到頭來卻因自殺而使希望落空，成了幻覺。最終，自殺成了「自我打倒」的吊詭行為：肯定自己有解決問題的能力的同時，也消滅了有解決問題能力的自己。「自殺無疑是將痛苦的事實凝結成為永恆的事實，並不能將有希望解決的問題得到解決。」他寫道。
惟此書出版於去年七月，付梓早於六月，香港一九年下半年發生的死亡事件，是張燦輝編書時始料不及的。他在書中提出的說法，依然適用於大部分逃避自我問題的自殺行為；但如今他對一系列控訴政權的自殺，則另有解讀：若將生死置於人文世界中體察，便會明白人的存在，不只是個人的，也關乎他者。
他引述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Émile Durkheim）的《自殺論》，續論一種「利他型自殺」（Altruistic suicides）。這種類型的自殺者，總獲後人追認為「烈士」（martyrs），他們有意識地面對死亡，相信自己的死亡能達成一定的影響和意義；他們不是以為生命沒有價值所以自盡，反之是肯定生的價值，藉着死亡嘗試成就在生時無法做到的事。就像越戰時僧侶自焚，以最痛苦的方式自殺，「這一種信號，告訴世人：他的死代表整羣僧侶和人民，對政權的抗議。」
「犧牲很困難，但在一定情況下，人被迫要去做，就是一件很悲哀悲涼的事。」張燦輝心裏惦記的是香港過去數月的犧牲者，迫使他們結束自己生命的，是那堵不受人民怒吼動搖，似是無法跨越的高牆。「（自殺者）覺得他的生沒有希望，但亦想透過某種行動，可帶來更大的影響，此是絕望中的希望……他們的死亡，在絕望中肯定了希望，肯定了生命的價值。」他說着，中大的山林傳來陣陣鳥語，迷漫的春霧裏，生意盎然。
死亡大問改變人生
張燦輝鑽研死亡哲學的原點，也是死亡。他的青年時期，是處於那個苦悶的六十年代，其時父母輩多生活困苦，每天為口奔馳，沒有自我實現的餘暇；接觸到存在主義哲學著作的他，中三、四便經常思考法國文學家卡繆所說的「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為何不自殺？自己在此世界有何意義？
最終，張燦輝並沒有實踐過自殺，但重大的死亡卻在年輕的他眼前發生。中六，看見一個女人無聲無色地被雙層巴士撞倒，死在他面前；初入大學，「我爸爸很無理地被小巴在一條不准駛入的路撞死了。這死亡，迫使我將世界觀及人生觀作重新釐定。」遭逢父親的猝然離世，荒謬的死亡遺下張燦輝一個大問，使他斷然從香港大學建築系轉學到中大哲學系，深思生死；轉學的決定，同時也決定了他後半生的人生路向。
中大，是張燦輝生命的歸宿，孕育他身份價值的土地。他一九七〇年入學中大後，在此修讀哲學學士及碩士，在負笈德國攻讀博士後，又再回到中大任教居住廿多年，作為哲學系主任及通識教育主任，參與學校發展。
暴政下的讀書人
在中大，張燦輝遇上了哲學家勞思光。他是第一個由勞思光指導碩士論文的學生，也是勞思光的「入室弟子」，會到勞家聽講，其後一直伴隨恩師身旁，關係甚篤。二〇一二年，張燦輝退休之際，其師仙遊；到一七年，他與同是勞思光學生的哲學系同事關子尹，在中大崇基未圓湖畔立下亡師銅像。訪問當日，遇到一班七十年代畢業的中大師弟妹鑑賞銅像，他逕自走到銅像前，講解勞思光的生平，「他是『公共知識分子』……畢生反共。」身穿中大哲學系風衣的他，一臉自豪。
去年十一月中，中大爆發劇烈警民衝突後，張燦輝看見自己生活多年的中大淪為戰場，慘受蹂躪，深感悲痛，幾度撰文譴責暴政鎮壓中大、支持學生反抗、強調大學自由價值時，字裏行間都提及勞思光。其中一篇寫道，「勞師曾教誨我：在共產黨下生活，是無可奈何的事，但至少不做幫兇，不助紂為虐，不阿諛奉承，不搖旗吶喊。」
他謹遵先師教誨。「書院在我領導下，少受壓迫影響。我在中大工作多年，直到二〇一二年離開，依然認為中大是學術自由、思想自由的地方……沒有任何人會告訴你什麼可說可寫，什麼不可說不可寫。只有一個條件：根據學術標準。」他又引用古希臘哲人柏拉圖的愛徒亞里士多德的名句「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說明，學術的意義就在於透過不斷對前人的批判逼近真理，不論前人是權威與否，有問題就應當指出。
可是，事過境遷，批評學術界屢遭政治干預的聲音此起彼落，不久前更有學者在報章撰寫了具爭議性的評論，翌日就旋即以不願捲入政治為由而撤回文章。「我們面對的問題，勞師已講過，他對於暴政、共產黨的看法，是正確的看法。知道自由會慢慢壓縮，更多的自我檢查」，但重點是要不忘思考，「知識分子或者讀書人的態度，應如何面對這些事？」張燦輝不強求所有人發聲，然而「知道有問題，不出聲，更去助紂為虐、阿諛奉承的話，我就十分反感。」
一九四九年出生的張燦輝，今年七十歲，中華人民共和國早他個半月成立。他悲觀的認為，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不可能看到中國以至香港朝着民主自由有所改變。他已決意，仿效老師勞思光，「餘生不踏入羅湖一步，不到中國……那是個沒有自由的地方，沒自由的地方我不想去。」
愛真理也愛自由
張燦輝愛其師，愛真理，也愛自由。如今退休多年的他，享受着充分的自由，在空閒時間鑽探人生大問，但同時也真切體會到，對年紀漸長、身體機能衰退的自身而言，死亡不再是學術問題，而是眼前的實際問題。
然而，他對於生死，早已泰然自若：「坦白講，如果明天死，我也沒所謂。」但當然， 他不強求生，也不代表求死，「當我還有機會，就不那麼快死」。知道死亡隨時到來，但不過分嚴肅看待，這是他現在作為一個思考死亡的長者，應對死亡的態度。
張燦輝和家人毫不忌諱談死。他笑說，女兒多年前跟他拜年時曾這樣說：「祝你死前可以讀完所有書」。而他藏書豐富，要讀光所有書，一星期讀一本，也需要二、三十年。換句話說，女兒即是祝他「長命百歲」。年屆七旬的張燦輝，若如女兒所說，餘生還有二、三十年，當然可喜，但他自知死亡無可避免，無可奈何，重要的是理解和超越。
他不寄望死後世界，而是希望，回望一生，能在爸爸的屍體面前，「肯定整世人做過些事，雖然我未必有最完美的答案，但我嘗試走進問題，同時也肯定，正正是悟死才能共生。生命的價值，只有面對死亡，才可知道其意義。」
PROFILE──
張燦輝，生於一九四九年，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及研究院畢業，德國佛萊堡大學哲學博士。學術興趣除了死亡哲學，亦包括現象學（尤其是胡塞爾、海德格哲學）、愛情哲學、烏托邦思想等。曾任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主任及教授，大學通識教育主任。二〇一二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