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九至四O年間，音樂家斯特拉文斯基以《音樂詩學六講》為題，在美國哈佛諾頓講座演講，到了一九七O年，其講座內容出版，成為經典文獻。許多年後，阿根廷作家博爾赫斯也來到哈佛，同樣的諾頓講座，那是一九六七年，講座內容也在三十年後出版，名為《詩藝》，也分為六講，即：詩之謎，隱喻，說故事，文字：音韻與翻譯，詩與思潮，詩人的信條，共六篇。
明明是一本講詩藝的專書，為什麼第三章即以說故事為題呢？作者開講就說，現在一談到詩人這個字眼，我只會想到吟誦詩詞的文人，只會想到一些文縐縐的詩詞。不過，古人在談論到詩人的時候，可不只是把詩人當成咬文嚼字的文人騷客，而是「創造者」，也把他們當成了說故事的人（the teller of a tale)。這些故事在所有叙述形態中都可以找到，不只在抒情的作品，在叙述理想，甚至在英雄事迹中也可以找到。
西方讀者所指「說故事」的作品，不是靠口說，而是詩，是最古老的詩的形態，也就是史詩。《特洛伊城的故事》、《伊利亞特》、《奧德賽》，哪一部不是在說故事？不同的是，史詩許多都押韻，後來的小說則肯定不再是韻文，成為散文了。一個是詩體，而另一個，是散文體；一個是用來頌歌，另外一個用來陳述。博爾赫斯認為兩者最大的差異，還是在於史詩所描寫的都是英雄人物，這個英雄也是所有人類的象徵，而大部分小說卻寫人物的墮落、毀滅。他認為，希臘神話中的金羊毛故事才開始，我們就知道，到了最後金羊毛一定可以找到，而現代卡夫卡的城堡，最後一定進不了。
博爾赫斯感到奇怪，我們已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竟然還沒有史詩來描述這兩次大戰。或者《智慧七柱》算得上史詩吧，不過，這本書的英雄人物偏偏正好是故事的叙述者。博氏認為，另一位有史詩的作家是吉卜林，他寫過優異的《紳士的戰爭》，但他從來也沒有寫過十四行詩，認為寫十四行詩會拉遠他跟讀者之間的距離。博氏又說，詩人似乎忘記了，故事才是最基本的東西，說故事跟吟誦兩者之間並非涇渭分明，故事可以說出來，也可以唱出來。他認為史詩將會再度大行其道，相信詩人將再度成為創造者。詩人除了會說故事，也會把故事吟唱出來。
這是這位最會說故事的大師的想法，他的小說，是寫給小說家看的。但中國只有詩史，記述或者反映歷史的詩，可沒有西方人觀念的史詩（epic），我們沒有英雄，更沒有那麼樂觀的英雄事迹。不過，說故事有許多方法，可以寫詩，可以唱歌，可以舞蹈，可以表演，也可以攝影，繪畫，可以做毛熊。不同的人可用不同的方式說故事；有多少故事，就有多少說故事的形態。日本畫家渡邊禎雄的版畫《逃難》畫的故事多出色，母親抱着孩子冒着風暴連夜逃亡。兩張明信片說的又是各自的故事：幸福的戴勝鳥又獲得了糧食回家餵養孩子了。這邊的威廉．泰爾，放下手中的弓弩，神箭手的羽箭已射中孩兒頭上的蘋果，能不佩服那小小的孩兒嗎，危難當前，他瞪大眼睛看着，不慌，不亂，企定定。多麼動人的故事，多麼動人的說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