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心 X 唐諾：我們為何相信文學？

五十九歲的朱天心，仍像寫成《擊壤歌》時的十九歲模樣。亮着黠慧的雙眼，對提問毫不忌諱地回答。相對她的溫熱，坐在旁邊的唐諾則顯得很冷，回答問題一語中的，如早已看穿世情。二人一熱一冷，一位作家一位讀者，縱橫台灣文壇多年，牽手半生。近年，朱天心參與保護動物權益的公共運動，也涉足政治，彷彿偏離了文學。兩年前出版的《三十三年夢》，論及與友儕間的回憶，亦引起多番爭議。朱天心成了一個怎樣的人？我帶着這個疑問來訪，最終換來的，仍是文學的討論。

場景是細小的白房間，我遞上名片，作自我介紹，開啟錄音機，訪問開始。連串動作大概如作家開展寫作的儀式，穩靜且不自覺。這天朱天心與唐諾坐在我跟前，二人難得一同受訪，顯得恭敬，又處處流露雙方的理解。

朱天心（左）與唐諾早於七十年代末與友人創辦《三三集刊》時認識，可 說是自小因文學結緣。

身份的兩難

好像我們時常叩問文學與身份政治的緊密關係；大半生與文學無法割捨的他們，有着不一樣的看法。「台灣這二十年的政治風氣不同，作為一個外省二代確實是不好過的，因為政治動員與操作的話你都會被人誤解。可是這是對文學一個很好的位置，文學一直是處於這些有意或無意被誤解，被遺忘，我覺得文學一直都在處理這個題材。畢竟作為一個公民的時間遠遠長過做文學，可你會覺得是顛倒過來。」她看看身旁的唐諾。

「對我來講，我對公民這身份，每天可能是四小時吧。時間很長並不代表它很重要。」唐諾隨即答。公共的身份是否必然蓋過作家的身份？像朱天心作為台灣外省人的身份，曾經是寫作題材的豐富泉源。不過時代轉換，如此題材或被視作「政治不正確」。朱天心早已從昔日純粹的作家配上了權貴的標籤，被多方責備。身份之難，讓書寫擺盪於可能與限制之間。「我覺得寫作都會受制於你的出身，你走過的路，有可能在回溯，我覺得那就好好把握這個不可被取代的路吧。或者是你一路上所看的，當然每個人所關注的東西都不同，即使是那個我最喜歡的作家，但有時我總會想說：啊，可是他一定不知道在五十年代的台灣，這個小島上是有人這樣生活、有人這麼想、有人對未來有這種夢想種種。這是他無從知道的，我就好好地寫。」朱天心說。

面對抨擊，她只直道：「若因為我誠實的說出很多我認為的真相，而有人怨話，我已經受夠了，受夠了這種人前人後，斷裂的狀態，所以不想當那樣的人。我也一直覺得這種政治不正確就是歷代，古今中外做一個創作人也好，必然的處境。」

唐諾或許看得更清：「台灣好像要套限你，生命裏有着某一個單一身份。但我總覺得人的身份很複雜，我是一個宜蘭人，是一個台灣人，也沒忘記可能是一個華人；然後我是人家的朋友、父親、丈夫，每一個身份都代表不同的關係，甚至某種義務和責任。我不知道有哪一個身份讓其他的責任、知覺、認識都歸零。每一種身份都帶給你一種施加，各種阻擋跟現實。」他自言是「專業讀書人」，但也沒法與昆德拉同樣身處在布拉格，或以阿根廷人的眼光讀波赫士，「但是我可以借助他們對世界的認識，對世界有一個較為完整可能的理解。我比較怕去妥協單一的身份，甚至消滅其他身份時，其實是一種很懶惰的人生。所以小說這個文體十分有趣。它可以借助完全不同、他者的眼光來看世界，當他者的眼光愈多愈綿密的時候，世界的施加就愈少，你可能了解的真象就愈多。」

文學太慢

朱天心近年積極投入動物保護的議題。她每天早上餵貓，晚上抱着貓的骨灰入睡，渴望離去的貓能入夢。畢竟，作為半生書寫的人，難免會惹來詰問，在投向公共的道上，文學是不得不偏離了嗎？

「在最理想的狀況，參與弱勢和邊緣的活動，可以深化你的寫作，那麼寫作也一定有助於理解與支撐。可是現實正好是相反的，彼此完全佔掉了所有的時間，社會運動不管是怎樣，它的性格和文學正好是背反的。因為它是必須要人愈多愈好，愈單純，愈簡單愈好，可是文學完全是一個人在面對自己的心情。」對她而言，邊緣與弱勢是一種處境，並非必然神聖必然高貴，因此才需要書寫。但當處境成為書寫的命題，卻又不能不觸碰人性的不堪之處，自是對社會運動有所妨礙。「文學在處理的，其實跟運動本身有很大的拉扯，我到現在還沒有能夠調理出來，因此我都避免去想，因為想多了就得有取捨。」

唐諾形容她心熱，大抵因而難以取捨。旁觀一位作家的變化，或許對讀者來說是難得的經驗。但當作者與讀者之間有一道親密的線，輕輕連結着，邊界又彷彿變得模糊。一次，朱天心在寫重要的長篇小說《南都一望》，因為唐諾而沒有繼續。他憶述道：「那時候在印刻發表時，第一階段的對談者是我跟她。我跟她談完之後，後來天心把東西給停下來。有些朋友告訴我：你太嚴格了。我不知道，可能我有個人的盲點，可是盡可能來講，當作為一個閱讀者的身份時，她們並沒有特權。」

讀者與作者的關係，懸浮在距離之間。唐諾對朱天心的文學評價很高，但二人的關係與共同生活，會否影響對作品的理解？「有些時候我對她們的了解多一點點，亦未必見得對她們有利。有時候你因為這部分不了解而覺得好像很厲害，但是你又總想到這很簡單嘛，不就是前兩三天發生的事而已，也是運氣好碰上而已。當我閱讀她們小說的時候，跟我在閱讀米蘭昆德拉，其實並沒有兩樣，只是有多一點點的線索，和更準確的掌握而已。因為這個掌握，她們小說的創作和審美感，就反而要受到挑戰。可能我不會了解馬奎斯怎可能把一條河描述到這種地步，可是她寫到的世界裡，我就知道，太親的人，不容易有神聖感。在僕人眼中，沒有一個主人是神聖的，因為你問他們看，他們一定知道這家裡的不同毛病，躲不了的。但是我們不是，我們就會把它當成一個重要的東西來看，對我來講，這個並不難。」

另一次，曾經有政黨邀請她參選議員，「我對她說，台灣三四百位議員，你能夠做到的事，你也知道能夠做到多少。但是台灣像你這樣水平的小說家，可能沒有幾個。不是要否定另外一些事情，但你一生永遠都在作出選擇。」生命就這樣交錯、止步。唐諾形容，朱天心這幾年花較多時間在貓的救護上，在書寫與運動之間交替，各佔去彼此的心力與時間。不過，亦因此讓書寫的孤獨顯得更真實，「而不是那種情調式的、享受式的」。

唐諾立於身旁，在文學的一端，是否對愈走愈遠的她作出告誡？「他日復一日的寫作，就是用自身證明吧。可對我來講寫作太慢了，你這樣關切的這些事情，當我想把它狠罵一頓的時候，要三十年後子彈都已經冷掉了，那個人可能已經不在了。其實很多作家也是如此。即便相信文學一輩子，也想離開。純文學太慢了，文學與公民運動，那種感覺是拉扯多於彼此消化，彼此豐富。」朱天心說。

必然的拉扯

二人作為書寫者與讀者，也作為妻子與丈夫，回到生活場景裏，自有不同程度的差異。他們共同生活多年，最大的分歧是什麼？朱天心認為是關於現實裏的人際關係，包括與孩子的相處。唐諾馬上搶着回應：因為（天心）對人通常懷着期望，所以這方面的分歧較多。話音未落，朱天心又說：「朋友都笑說，只要超過三個人，對他來說就是整體，就是羣眾。」二人互相搶話，讓沉靜的訪問熱鬧起來。

二人共同生活多年，一冷一熱，也塑造他們迵異的想法。

並排而坐的他們目光只稍稍投向對方，一切皆了然於心。唐諾解釋，朱天心對人仍有期許，她天真，熱愛當下的事情，「覺得這個世界還有可能，所以她會投身在一些事上，對人比較有希望。因此相對來說，她沮喪和受傷的機會更大，不一定是因為她看錯，有可能是因為人會變，因為每到某種顛沛要選擇的時刻時，人的性情是跑出來。所以我們會判斷，一個可相信的人，比方說我和朱天文。在作品通常不會出現，因為作品已經完成了。所以是一個對未來的判斷，以及你對一個價值的選擇不同。」

唐諾續說，朱天心參加動保，自然需要一定的壓力、人數，以至於社會力量。而且她必須要離開她教學研究的文學道場，回到一般性的社會層面。「對我來講很少需要這條路，所以我們對人的判斷有所不同。當然我們通常不會這樣，我以戲謔的態度來告訴朱天心，可是通常也會講說：所以呀，那時候他們那麼看重你啊，結果他們還是如此。所以這是感傷的態度而不是嘲諷，甚至有一點心痛。對我們這個年齡來說，也會害怕，因為我們知道人總是從二十歲三十歲這一輩是厲害的，各種希望想成為的人，一路地凋零回落，這個是很正常的。」

相反，唐諾與二人的孩子都是冷冷的，遺世獨立。

他們的孩子謝海盟，是一位跨性別者，也是電影《聶隱娘》的編劇，同樣從事文學創作，最近寫就新書《舒蘭河上：台北水路踏查》，文學世家繼續流轉。朱天心曾在訪問裏提及曾與孩子冷戰數年，因而寫了《三十三年夢》一書，為兩人記憶留痕。說到孩子，她依然憨直：「總希望他好像人可以熱一點吧，像我常嫌他（唐諾）、嫌天文，都嫌他們太冷了。」

「他是個很冷的孩子，就是有輕度的自閉症，就自己的世界而言是非常飽滿，興趣也非常廣，所以我總希望他抬頭看一看外頭的世界。希望他不只是一個冷眼旁觀，儘管他已經是很聰明的眼睛，像手術刀一樣鋒利。」她與唐諾對孩子也有不同的暱稱。朱天心喚作「孩子」；唐諾則喚作「兒子」。或許正如二人與孩子的不同距離。她說一次親子刊物訪問二人，「唐諾說：『我跟你最大的不同就是我可以冒着損失他的風險。』可是對我來講人就是很珍貴啊，總要做點什麼吧。我們兩個的態度其實對孩子的壓力都會是不同的，我很直接，可是我隱隱的目光一定是跟隨着。」

孩子的疏離、封閉，父親同出一轍，也較為理解，他認為如此破除了對文學的一個基本的迷思：你要了解世界就要往世界走。「我常舉一句，書寫比現實更重要。我依然很少跟別人說話，依然很少跟人接觸，我知道那個可以有別的來源，而且那個源頭對我來講更重要。我可以斷言，他現在三十歲，四十、五十歲的時候，他對世界的理解會愈來愈準確，所以我不會很擔心。」

二人很少吵架，「爭吵太戲劇性了。」唐諾說，偶爾的不理解也能追索根源。就像他對昆德拉八十多歲寫成的《慶祝無意義》，終於明白作家過去書寫的一些判斷，就如明白人一樣。他們依然以文學理解世界。

（部分圖片由受訪者及謝海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