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子光的電影總是克制了的浪漫，他真人相對理性，滔滔不絕剖析與理論。縱使或不可能，骨子裏浪漫才能拍出如此細膩的電影。「我從來反浪漫。愈感性的東西只有愈平和的方法表達才不肉麻。但我始終藏不住自己的感性。」他的浪漫當然不是露骨的那種，更不是情情塔塔滿口甚麼甚麼那種。是對世界的溫柔，或許是他口中的慈悲。
《踏血尋梅》是，《爸爸》更是。電影對翁子光來說是「最有歸屬感」的作品。二○一三年寫好劇本，十年後才拍，拍前再稍作潤飾，他早些日子在Facebook寫道：「加入了『放下』、『包容』的情緒，我想在我的作品中再進一步去探討慈悲。」但這還不是最終的命題……跟他說，《爸爸》是他最有餘韻的作品，那種溫婉、壓抑，從容又不經意的細節幾乎淹沒觀眾。劇本源於二○一○年荃灣享和街弒母殺妹案件，兒子因為「精神病患」殺了母親與妹妹，但這次翁子光不查案。
只寫「爸爸」。「我想拍一部很簡約的戲。」
《 日麗》和《爸爸》的爸爸
忍不住問，有看獲奧斯卡提名的二○二二年英國電影《日麗》麼？當然知道他一定有看。「當然有。其實是小谷（谷祖林）先看，她說《日麗》都可以啦，你怎麼不可以？」兩套電影都是無法捉得住的回憶與時間。《日麗》電影中也是一個爸爸，多麼安靜與不經意的電影，但一幕幕下來都心驚膽戰，心裏知道眼前稍縱即逝，而一個人從來無法掌握未知；《爸爸》則是以驚心動魄的命案作引子，但全片沒有驚駭的場面，只有一幕幕來去驟然的過去與現在。一個是未知，一個是已成定局，但都讓人抱憾當初。「爸爸」所回憶的「當初」，所度着的「今日」，最終卻只會是事過境遷，即使是那一夜悲劇，到頭來不過如煙。日子如是過。那才最悲。「我其實之前一直沒法說出這電影是關於甚麼，直至最近才能總結是關於時間。」關於回憶與時間，容後說。
反璞歸真，最好的電影形態
關於精神出錯的兒子，但電影不著一筆，主線還是爸爸與兒子。飾演兒子的蘇文濤本來也以為要演繹精神出岔子的狀態，刻意構想或準備，但原來他只要當一個兒子便可。「精神病患」與所謂正常世界的偏差，並不是那麼易於識辨，那種偏差也如回憶和鬼魅，可能只是一剎那的閃現。人們大概不該以理性去明白去分析，只要陪伴和同行，諒解那種無法解釋的狀態。「一開始，媽媽的母性稍為強大，在日常生活中『不計較』，爸爸則一直在錯誤中學習。當中有很多細節我盡量內化，不外化，即是不加很多劇情，或複雜與矛盾，甚至吵架最厲害的那幾場戲都給我剪掉。人的關係其實沒有太多表面痕跡。」
電影裏一切都是日常不過的小事。就像一場兒子在下雨天送外賣，因為要用長或短紙皮而與父親起了衝突，也是那麼安靜。「我是以生活細節說故事，將自己壓得很低，簡化一切，拍攝時當攝影師想打一點特殊的光，我說不要。我說當劉青雲在某個位置演的時候，攝影機大概跟得到他便可以了，不要想着那裏的光要怎麼的唯美，我不想有太形式主義的東西，甚至乎大部分的鏡頭都以視平角度拍攝，也以4比3畫面處理；因為我想觀眾只看到這個家庭。對我來講，這電影是反璞歸真，最好的電影形態。我覺得這個故事有這樣的質感。」
他說，電影中很多審美或是細節的意識來自成瀨巳喜男的《母親》，電影關於一個母親經歷喪夫喪子，獨自撫養兩個女兒和一個外甥。「讓我最感動的是母親跟孩子們去遊樂場玩，他們吃飯母親卻不吃，女兒問她為甚麼不吃，母親說我飽了，然後孩子們很開心吃過母親的餐。」如此平淡的一場戲之後，母親就把小女兒送往別人的家寄養。「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善意，不是我跟你說『我有多愛你，我有多為你好。』卻都在於很小的行為，甚至乎盡量令對方不要察覺你對他的好，怕驚動了他。」
《爸爸》的劇情鋪展下來都是細意綿綿，唯獨一幕讓觀眾驟然驚覺對精神病患者實際處境的無知，就是那場聽證會，「每年會有人review，有沒有機會出獄，但很多時候都是吃白果。那場毫無結果的審核對『爸爸』來說最難受。」還有是當中的藥物配給。「精神病院如青山醫院的藥比小欖的好很多，但因為殺了人會被收監在小欖，因而不能給配最好的藥。但明明是他得了最重的病所以殺了人，理應得到最好的治療，卻因為坐牢，所以藥不是最好。」這矛盾的局面都是他根據現實中的爸爸取材而得。
沒有原諒這回事
去年的《風再起時》，翁子光被抨擊得體無完膚，從題材到拍攝手法都被人揣測他的動機與心意，「我覺得當時自己的確有個問題，太自大了。我大膽設想了一個題目—『香港』，我想講香港的定義，而且還要自戰後說起；在香港的生活到底價值觀是想向上爬？尋找公義？我想用很多的點與線去勾勒出一個對『香港』的朦朧印象，誤以為觀眾可以跟我一起感性地去尋找，但原來我想講的根本大到自己負荷不來，觀眾也消化不來。」愈是用力，愈是失諸交臂。他形容，《風再起時》與觀眾產生了一種角力。「許鞍華跟我說，導演中十個有九個都沒才華的。其實不是十個，一百個裏都沒有一個有才華。她說，你不要當自己有才華去拍電影。」他聽了，也真覺得自己沒有才華，直到今天都沒有。「但是沒有才華的人都還這樣有熱情？還這麼想拍電影？一定有原因，那個原因才是最寶貴。」
今次自編自導《爸爸》，他相對放心，也放鬆去拍。他希望觀眾也有一定的耐性或情操慢慢投入去看，畢竟電影不是線性的劇情，甚至乎幾近沒有甚麼明顯推進，都是讓觀眾跟着爸爸一起生活，時而回到過去，時而返回當下，情不自禁。「如果稍為欠缺耐性，進入這部電影還是有一個關口，大概我的電影經常都遇到這樣的問題。」但他強調自己已用了一個相對平衡和折衷的方法：「故事已經有很多共通語言，和相對日常的『符號』令大家進入，像誤解、溝通、家庭等；我不會覺得每一個觀眾都會喜歡這部電影，但相對上我用了深入淺出的方法帶領觀眾投入。很多人說看這部電影怎麼都是：『咦，無緣無故流淚了』，那可能是因為相對內化的情感。過去十年，我腦裏都是這樣構想這個劇本。」他希望可以透過電影跟觀眾尋求一種對話。「可能我們這一代已經沒有像王家衛、徐克這麼厲害的導演。但我們作為創作人，可不可以作者的身份和意識去製造一些跟觀眾對話的空間？」
雖然《踏血尋梅》相對血淋淋，但翁子光所描寫的人物都藏不住他對世界的溫柔，即使他自言那時比較批判，「甚至拍《風再起時》我對整個城市或很多事情都憤世嫉俗。可能因為那時有很多東西無處宣洩，比較躁動，但這幾年經歷了很多事情，包括香港的生活、一些生離死別，自己平靜了很多。我覺得我們需要用一個很平靜的方法去面對，但是平靜之中，又要有一種守望。你相信的東西，始終要相信。」
「所以當有人問劉青雲，『你覺得在戲裏，你原諒了兒子沒有？』，我最喜歡他的回答，『作為一個爸爸，我已經沒有想到原諒這件事了。』」當恨都消磨了，便沒有原諒這回事；甚至根本上一開始那真的叫恨嗎？
只是當時已惘然
關於時間。翁子光說，早前到「東京國際電影節」被問及要交出一個《爸爸》是關於甚麼主題的答案時，他還未說得出所以然來。直至最近重看和讀過一些評論後，「我終於歸結到這部電影講的是『時間』」。故事的起點只是一個故事，主題從來都是後來才發現。「拍《踏血尋梅》也是直至剪片時，剪接師廖慶松跟我說，『喂，你這部電影是關於孤獨喎』。我還說，『孤獨？大佬，我在拍案件喎，殺人喎。』他說，『你不發覺你拍的人很孤獨嗎？好人壞人，互不相識碰碰撞撞；兩個孤獨的人走在一起，那邊廂又有隻貓，遇上郭富城。你看郭富城多孤獨？！』我到那一刻之前都從來沒有想過，我諗嘢好簡單。」
他最初以為《爸爸》可能是關於家庭，關於慈悲，關於善良，「原來甚麼都不是，是『時間』。」最後一場戲，爸爸老了，兒子長大了，出獄，再次同枱吃飯。兒子看着當初的一家四口合照，「那張照片是誰拍的？」爸爸說，「有時間掣嘛。」他當年對自己買下數碼相機多麼自豪。這場戲，對白難過、苦澀，但兩父子淡然說着，那種悲，是來不及意會淚已流。翁子光說：「『爸爸』還以為數碼相機很厲害，out out 哋，cute cute哋。我爸爸也是這樣。」
《爸爸》以數碼相機的照片定格了一場度假。「之所以有那麼多片段和回憶，腦袋就如一道隨意門，在那個意識流裏，時間是跳躍的。他永遠在想，如果可以回去組織家庭那一刻美好的時代該有多好。」總是在後來，是後來，我們很想回到過去，我們才恍然過去。「最近無緣無故讀了日本作家小林泰三的《醉步男》，裏頭講一個女孩輕生之後，男生覺得懊悔想時光倒流去救她。你以為是甚麼穿越或科幻，但不是，故事講這兩個懂科學的人去改造自己的腦，然後改變了對時間的觀念。當一個人沒有了時間的觀念，就沒有了很多概念，譬如遺憾、後悔，作者最棒一句是，如果沒有了時間，你會懷念你的明天，你會期待你的昨天。人生的價值觀是徹底改寫。」
他本來試過順剪《爸爸》，易看，易懂，但就是覺得缺失一點甚麼，「我覺得觀眾要參與。而且我覺得主題都不是事件的推進，而是那個情感脈絡，那種呼應。當你說一件事，然後從另一邊『執返』。寫詩也是這樣，為甚麼詩人看見月亮太陽，就聯想到那麼多東西？我覺得就是那種情感。」基本上，翁子光的剪接從《踏血尋梅》到《風再起時》都帶點直覺式的情感流動，「我不會說自己在寫詩，寫詩是一件很難的事，我不懂寫，但我會用這樣的思維去思考電影，相對感性的方法去表達。」他十年前寫《爸爸》劇本的時候，沒有現在所見的最後一場戲，幾乎臨拍才加上，只是「希望給予一個小小的光明，我覺得需要希望。」
想起董橋寫回憶：「我也擔心有些記憶深刻得像石碑，一生都在；有些記憶縹緲得像湮水，似有似無；另一些記憶卻全憑主觀意願裝點，近乎杜撰，弄得真實死得冤枉、想像活得自在；而真正讓生命豐美的，往往竟是遺忘了的前塵影事。那是潛藏在心田深處的老根，忘了澆水也不會乾枯。」
戲裏的「叮噹」公仔是還沒失去耳朵的黃色叮噹（多啦A夢）。只是當時已惘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