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歲的準記者，有的未入場已想離場，能堅持的也許只有少數。三十歲的記者，籌謀轉行，為了生活，無可厚非。眼前的林社炳，人稱炳哥，六十五歲，生於那一個時代，做記者可以做一世。踏入耳順之年，一世人只打過一份工，走訪災難突發現場，奔波海外，從未言累。幾十年來，他見證着行業變遷。如今他光榮退休，不當記者了，卻用自身經驗，吐露記者一行的特殊性。
有些價值，儘管今非昔比，卻是終身合用。
二十年也踏不破的「鐵鞋」
來到炳哥位於西貢的家，緩緩爬上三樓天台，炳哥就住這一層，簡樸家居，背山面海，窗外是觸手可及的大海，有人在外嬉水划艇，難得的愜意。炳哥略帶清減，但說話有氣有力，偶爾掛上和靄的笑容。身上穿著一件破衣服，腳上穿著一雙二十年的鞋。環保是他的標誌，當中還夾雜着不捨：「做記者時，陪我去過很多地方，真的穿到爛，不捨得丟。」他笑笑道。不再當記者了，他仍然有份心癮，「之前附近有四十隻貓遭人虐待，我立即打俾《蘋果》，叫同事嚟睇睇。」短短幾句，口中從不離開本業。退休寫意，歲月靜好，始終不及一生當記者滿足。
炳哥於傳媒行業工作了三十七年，一直都是跑前線，做記者，未停過。1981年，他於台灣政治大學新聞系畢業後，加入《東方日報》當記者。1989年5月，他被派上北京，到埗當天，就是趙紫陽去天安門廣場慰問學生的那晚。如果不是公司命令回港，差點就成了六四的見證者。當時未有數碼，沒有辦法傳相，所以經常會在機場附近，周圍求人幫你帶菲林回港。想像到，一份好報道，要排除萬難才能面世。
當時傳媒環境很豐裕，他很記得，那時月薪8800元。「那時做普通文職、銀行也沒有一萬，記者待遇算是不錯。因為那時很多報業興起，所以開了很多beat，需要很多人才，前景幾好。」回港不久，經歷六四，有其他想法，轉到澳門電視台工作。兩年多後，轉到《明報》，開始經常被派出差。
這是當年陪炳哥出差的好拍檔，雖然壞掉碎掉，但見證他的記者一生，很有紀念價值。他把它們放在箱內，永久保存，ths spirit never dies。
世界災難的目擊證人
九十年代，時代慢慢變。他由爬格子，到學電腦打字，甚至自資買電腦進修，炳哥事事覺新奇。新聞方面，他最記得釣魚台。「《明報》時，差不多次次都是派我去報保釣。我望着陳毓祥跳到海中，然後淹死。」他的記性奇好，每單新聞也如數家珍，滔滔不絕。「那時做《明報》，出差影相一腳踢，但人家《蘋果日報》有攝影師，更可以用衞星電話傳相。那時好多人看。」炳哥1997年轉到《蘋果日報》工作，一做，便做了二十一個年頭。
轉到《蘋果日報》，他出差更多更密，長做突發災難線。大事件如印尼排華、美國911、南亞海嘯、菲律賓人質事件，以至日本311，都見炳哥忙於採訪的蹤影。「我去的一些地方都需要冒險，那時我爸爸住老人院，我不敢告訴他，他好精靈，會說，你不說我也知道，電視見到你啦。」
炳哥住所雖小，但留了大量舊報紙。那時他出差，經常從報紙中尋找線索，繼而追尾找到好古。這一則，攝於2011年311大地震。
最驚險的是，有次於印尼雅加達採訪排華。他們本身已經徹退，但去不到機場，索性留下繼續採訪。「當時見到別人燒商場搶財物，我們一行三人，擺個隊型。做排華，當然是外國攝影師先行。最驚險是，有個印尼人搶完一個皮箱，指着我頸上的相機，說要交換。但相機是「搵食工具」，怎行，我當然死也不肯。」雖然最後解了圍，但那人目露兇光的模樣，至今仍然歷歷在目。採訪遇危險時會害怕，但都要面對，「這樣正好考驗你的勇氣、有多少熱情。」炳哥說。
在《蘋果日報》，他的代表作是日本311福島地震。他第一時間飛抵震央仙台。不久，所有行家徹退，他跟大隊一起走了，到了東京，與另一隊會合，但隱約間覺得很不妥：「我隻腳都無踩過泥喎。」他的做法像行軍，不會立即徹離，而是退三步，進兩步，慢慢靠觀察、經驗，摸出路來。他們決定再去一次災區，結果完成了好幾篇從人性角度報道的深度故事；例如一個嫁給日本人、剛產子、滯留於當地的港女故事；例如一個母親送走兒子，卻留在當地陪丈夫等等。報道大獲好評，證明一分堅持一分收穫。「不是說要贏，而是想想怎樣做好每一單新聞。始終有新聞價值的，我們就有責任去做。」
炳哥回顧，他的年頭，真的很多人做了一輩子記者。「當年很重視突發新聞，以前截到警察通訊便立即衝去。但到了沒能截取無線電，突發新聞就開始息微。後來便多點深度、追蹤背後的故事。每條線，都分得清楚，記者的報道也比較深入。」現在，報館再沒有這麼多資源讓記者頻繁出差。在他眼中，新一代人正要取代上一代人，可惜，眼前一代人愈來愈少，無以為繼。
採訪大過天 家人排在什麼位置？
一天有新聞，一天也需要記者。大時大節，最多突發新聞發生，炳哥總是隨時候命，「我這麼多年都會執定個背囊，兩套衫，一冷一熱，梳洗用具，維多C。一收到消息就出發。」他有次和家人吃飯，看電視見到台灣有架飛機滑出跑道，未收到電話，已知一定是他負責。三十七年來，儘管炳哥興趣不少，採訪工作一直排在最優先的位置。
拚命採訪的代價是，年輕時總會錯過很多和家人相處的時刻。
他於《東方日報》工作時，五十三歲的媽媽因為乳癌過身，當時爸爸好傷心。「那時我和爸爸關係不好，媽媽得病後，我責怪他為什麼不好好照顧媽媽。後來他退休後，診斷有柏金遜。那時我出差出得密，好累。我就怪他，為什麼不多做運動呢？」炳哥將自己愧疚遷怒於人。但後來慢慢反省自己，家人從來沒反對過他當記者，明知其風險仍默默支持。「其實媽媽走了，只剩下爸爸。為什麼我不能對他好一點？」
他一方面仍然拚了命去採訪，另一方面也很努力照顧爸爸，「我沒請工人，反而送他去質素較好的老人院，經常去探他，讓他不會覺得被遺棄。」他出差，不能陪爸爸，唯有買食物手信給他，讓他不至太寂寞，而爸爸就請院友一同享用，皆大歡喜，慢慢修補了嫌隙。
過時過節，記者總要上班，慶幸那一年的年三十晚不用。他和爸爸、妹妹在妹妹的家吃了一頓團年飯。「當天爸爸有少許傷風感冒，我們索性在那裏睡。在房間內，我和爸爸一起睡同一張牀，妹妹睡在地板，那是我和爸爸最親密的一次。」那是他爸爸最後的年三十晚。爸爸走了，雖然不捨，卻終於無牽無掛，計劃退休。
當年經常突發要出差，炳哥總是預備好一切用品。兩套衫，一冷一熱，梳洗用具，維多C。方便一收到消息就出發。現在退休了，仍然好好保存。
在最困難的時候出現了手抄的報紙
近年，炳哥升了上神枱，少了出差，多跑本地新聞。因為他體能好，參加過六次毅行者，別的記者五勞七傷，但為了延續記者工作，他反而愈操愈fit，難怪公司經常派他上山下海。禁不住問他，做慣大新聞，會否覺得眼前的題目，未免大材小用？他毫不在意，一樣照跑，敬業樂業。他報道長洲蚊患，一身保護衣，提着紋網，揮拳數下，蚊死血流，一褲也是血；他報道西貢自由行camping，像苦力一樣，幫攝影師抬航拍機上山；幾年前他採訪禁區解禁，第一次去了古洞的馬草壟營地，「那裏是我在香港看過最美的日落，爬上小山坡，見到閃閃發光的漁塘。雖然這些不是很重要的新聞，但我也因此而認識這個地方。」記者敏銳的觸覺，讓他永遠看到事物隱藏着不平凡的一面。
三十七年，炳哥踏破鐵鞋，從不言累，未想過放棄。「賺得最多不是人工，而是累積下來的經驗、朋友。」遇上巴基斯坦白沙瓦幫他擦鞋的小孩，幫助過一個緬甸婦女離開苦海，那些人，那些故事，一一煉成他豁達。他腳上的一雙鞋，穿了足足二十年，提醒他走過的路，步步維艱，人生無悔。「記者始終係做好自己本份，最緊要開開心心，唔好當係苦差。」
世界變得太快，新聞受到打壓，老闆自我審查，資源減少，記者的未來看似一片灰暗。「我都會想，如果沒有了《蘋果日報》、《明報》，或其他敢言媒體，傳媒變了一言堂，可以怎樣？」在他眼中，有理想的人，才會做記者。可惜終有一天，可能無法適用。不做記者，是時勢所逼；做記者，卻只能犧牲小我。這年頭，還有義無反顧的的人嗎？他與我默默無言，對望三秒，看不透。
炳哥腳上的鞋子，穿了足足二十年，見證過大時代大新聞。鞋如今爛了仍在穿，步履不停。
去年底，炳哥終於退休了。舊同事為他製作了心意卡，上面貼上一張大相，展示了他揮手告別的英姿。退休後，游泳、跑山、返教會，新年時則坐船到鹽田梓幫忙做年糕。生活多姿，以為心無旁騖，放下所有江湖事。偏偏未能放下。
「世界始終需要記者。」他語重心長道。說到底，炳哥對記者行業的前景還未絕望。他在日本採訪311地震時，有個地方叫石卷，因為互聯網切斷了，有間小小的報館，採訪後用白紙手抄新聞，貼在便利店，供人閱讀。有人說，紙媒已死，但危急關頭，最實在的媒介，仍然是不能缺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