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露營裏，第一個跟我展開長對話的人，是他。來自突尼斯的Dhafer Temini，今屆是繼上一次美國大露營後，第二次參與大露營，這次他以國際服務隊的身份來，在傳媒聯絡隊伍工作，第一天就由他帶着我到大露營內逛了一個圈。在陌生地首天已被告知諸多限制下，看着眼前這名滔滔不絕、身形高大魁梧卻帶和善氣場的叔叔，我和攝影師心有靈犀地在步行數分鐘後，決定他就是我們這次採訪的第一個受訪者。
訪談之初，Dhafer只是不斷重複「童軍是他的生命」，逛圈後坐下來正式訪問也一樣，答不出具體事例。到了第二天，Dhafer又領了我們進去訪問另一堆童軍。這一天，我終於明白，童軍對於他的意義。
家長不信任政府 更信任童軍
五十二歲的Dhafer Temini，八歲開始參加童軍，他母親不太認識童軍，只是認識些童軍領袖，認為當童軍會成為一個好人，便讓他參加。小時候，Dhafer喜歡到處跑，喜歡寫作，他想周遊列國，認識多一點世界。他曾有一個夢想，想當一名外交官。他說就是喜歡跟人溝通。
大學畢業後，他在一間法國汽車製造商的傳訊部任職。九年前，他開始在突尼斯童軍總會任受薪職員，擔任傳訊經理，Dhafer說希望在這崗位貢獻更多，此前他自成年後一直以領袖身份在總部協助舉辦不同國內外活動。
四年前美國大露營，Dhafer在活動部門服務，他通曉阿拉伯語及法語，協助美國太空總署舉行活動。從中，啟發了他其實可以多走一步。他後來更與美國總領事館合作舉辦反恐教育營。Dhafer說，現時不少突尼斯青年前往阿富汗、利比亞、敘利亞等地做恐怖分子，兩年前他們舉辦教育營，向七至三十五歲的青年講解有關恐怖主義帶來的禍害，希望阻止更多青年加入恐怖組織。
二◯二一年，美國政府發表報告指，儘管突尼斯國內策劃恐怖襲擊的情況減少，但受鄰國利比亞的持續不穩定狀況影響，加劇發生恐怖主義活動的風險，突尼斯政府仍將反恐活動設於風險首位。
根據世界銀行資料，突尼斯正在進行重要的政治改革，但政制體制內的民主程度及經濟狀況未能配合。二◯一一年至二○一九年，突尼斯經濟增長放緩，國民生產總值平均下跌1.7%，新冠疫情爆發，當地經濟雪上加霜。
Dhafer指，突尼斯經濟不景，國內問題叢生，民眾不相信政府，但他們相信童軍，家長都送孩子參加童軍。不少老師小時候曾參加童軍，更在青年時考獲童軍內最高級別的獎章，他們將童軍內的小隊制度，並且以考取獎章作鼓勵，帶進突尼斯校園。「這就是童軍在突尼斯的力量，過去更有超過六名首相年幼時曾任童軍。從前國家並不支持童軍，但漸漸有了改變。」Dhafer說。
在最壞的情況學會最好的事
是次大露營「多災多難」，想法多多的Dhafer說，也許他能在突尼斯增設一個「危機處理」獎章，教育青年氣候變化的影響，並且該如何應變，就好像大會最後能順利安排全部人妥善撤離。「大露營裏，每個國家都在克服困難，讓大家能在一個更好的環境下繼續進行。我們一直在最壞的情況學會最好的事。」
參加是次大露營，Dhafer需付約1800歐元（約近15000港元），相當於他三個月的薪金。Dhafer指，突尼斯人平均月入為300歐元（約2400港元）。（編按：如前述，世界童軍組織考慮各成員國的經濟負擔能力，收取不同費用。香港與英美為類別D，突尼斯為類別B。）
對於為了大露營，付出三個月月薪，Dhafer說值得，因為他有機會再一次見識各國如何舉辦活動，這些對他而言屬瑰寶。Dhafer說，大露營中的每一個細節都有得着，在傳媒聯絡隊他認識更多有關對外聯絡事宜，在不同活動中，他更會從中觀察多樣的活動表達形式，好讓突尼斯的活動能持續舉辦新穎童軍活動。他說幸好獲太太和一對分別十五歲和十一歲的兒女支持，十五歲的女兒亦有參加是次大露營。
「由始至終，童軍就是讓你成為一個好人。」Dhafer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