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西在新作《欽天監》的後記裏，談到這本書創作歷程。因為患癌影響到右手，她改用左手寫作，又因為單手操作電腦不方便，她維持用筆書寫的習慣。用左手拿筆寫作的速度較慢，每寫一萬字便讓朋友輸入電腦，然後排印出來，再在上面修改。來來回回，自然需要更長時間。她說從前寫長篇，都是先在報上連載，設定主題之後，每天隨想隨寫。這次沒有稿期限制，可以慢慢琢磨，加上閱讀大量資料，花的時間便比較長。
西西的文字節奏從來也是散步式的。不是說散漫無方，而是說細看沿途風光，沒有半點急躁冒進。就算是長篇，也是那樣娓娓道來，絕非風雷雨電的筆法。用散步的方式，再去散個五年的步，累積的距離非比尋常。非得有西西那樣沉穩的底子，才能保住那趣味和專注。我未讀到這部新作，但單看她的後記也可以想像，她畢生的功力盡見其中。
長篇小說和短篇小說寫法不同，並不是什麼秘密。大江健三郎曾說，短篇小說就如短跑，可以用衝刺的方法，長篇小說則如長跑，不能操之過急，必須確立緩慢而穩定的節奏。這是很易理解的比喻。大江自己從中年開始便專注於長篇創作，寫作規律驚人地穩定。他自言每個課題都會花兩至三年深入閱讀有關書籍，在一九九四年獲得諾貝爾獎之後，依然穩定地每三年左右交出一部新的長篇，直至接近八十歲。如此沉着的創作態度，令人肅然起敬。
長短篇兼擅的馬奎斯，創作態度之嚴謹也是人所共知的。他在九十年代出版的小說集《異鄉客》，當中只有十二個短篇，但居然用了十八年來完成，真是嚇死人地一絲不苟。最初的構思始於一九七二年，兩年間記下了六十四個點子，原本是作為長篇小說的題材。後來改變主意，打算一口氣寫成六十四個短篇。一九七六年他試寫了其中兩篇，但到了第三篇卻卡住了。他這樣解釋說：
「寫短篇小說所費的工夫不下於開始一部長篇小說。寫長篇一切都必須在頭一段確立清楚結構、筆調、文風、節奏、長度，有時候甚至連人物個性都要先決定好。[……] 但是短篇小說沒有開始，沒有結束：只有成功或不成功的差別。如果不成功，依據我自己和其他作家的經驗，大多數時候往另一個方向重寫或乾脆把故事扔進字紙簍還對健康有益些。」
再耽擱了兩年，馬奎斯把原來的筆記簿弄丟了。他憑記憶重組出三十個故事的梗概，再淘汰到剩下十八個故事。到真的動筆的時候，只剩下最後的十二篇。他花了兩年時間把這十二個短篇寫出來，又特意去一趟歐洲旅行以確認自己二十年前的記憶。旅行回來，他再花了八個月把所有故事從頭到尾改寫，終於把這個長達十八年的構思完成。馬奎斯花在這些短篇上的精力，隨時超過別人寫幾個長篇。因為故事主題的共通點，《異鄉客》事實上也可以被視作長篇看待。
我想說的是，足夠的沉着、嚴謹和耐性，是寫長篇小說的基本條件。但是要花多少時間寫一部長篇才算是恰當，沒有客觀準則。一方面視乎作品的內容和形式，另一方面則視乎作家的稟性和才能。我算是個以長篇為主的作者，近年幾乎每年寫出一部，速度可以說是快的。去年的《後人間喜劇》，二十四萬字前後總共寫了七十多天。（不過跟莫言三十幾天便寫完《生死疲勞》還是差很遠。）當然這沒有什麼好炫耀，說不定還是一項缺點。事實上標榜自己寫得快，和標榜自己寫得慢，同樣沒有意思。快與慢，好與壞，互相之間沒有對等關係。但是，我們還是同意長篇不能單靠隨意揮灑，而必須有堅實的功夫。
我未至於認為自己粗製濫造，但也絕不覺得自己才華橫溢。我之所以寫得快，是出於心理上的迫切感。我懷疑我的同代人多少會跟我有相似的感受—時間無多。這聽來有點可笑。如果不考慮到生命無常這種理由，自己又沒有患上絕症的迹象，為什麼好端端會覺得時間無多？比較一般的理由是，在這個被新科技和媒體所徹底改造的時代，時間感已經被壓縮到極限—「時間」等於「即時」。Time = live（即時、生命）。在這種沒有距離也沒有維度的時間感（即時感）下，無論閱讀還是寫作長篇小說，也變成了極度不合時宜的事情。相比之下閱讀所花的時間還比寫作短一點，但已經令許多人卻步。
不過，也許一個更特定的理由，會更貼近我心中的焦慮感—我們的城市（西西的「我城」）變質、消逝和置換的速度，已經遠遠超過我們能以長篇小說去加以描寫、記錄和維護的速度。我十年前的多部曲續編，就是因為這種與現實的剝離而廢棄。之後我繼續以長篇追趕時代的光速列車，試圖與之同步或保持極短的差距。有人可能會認為，轉寫其他題材、其他時代不就可以輕輕鬆鬆了嗎？何必跟「當下」搏鬥？我的回答是：「當下」已經吞噬一切，包括古代和未來。歷史小說和科幻小說，都不能逃出「當下」的魔咒。被困在「即時」和「當下」的我們，已經時間無多了。
我非常羨慕擁有充裕的時間的前輩，也很尊敬他們沉着的態度。但時間觀已經被徹底改造。他們沉着地用三年、五年、十年來完成一個作品。我希望能以相同的沉着，去面對必須在三個月、五個月、十個月內寫出來的長篇小說，而不失應有的嚴謹、深思和力量。直至未來的時代宣告，長篇小說正式消亡，或者我城不再值得我們去為它奮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