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在治療時面對的種種問題，精神病康復者在重返職場，重投生活的過程中，也是困難重重。主流社會一般大眾對精神病抱有歧視，是主要的不利因素。即使僱主願意聘用康復者，但周遭的同事能包容嗎？也有的並非不包容，而是不了解或未準備好。
香港精神健康議會指出，本港只有兩成精神病康復者從事經濟活動，少於同期全港相關比例的三倍。有就業的康復者月入中位數為$6,500，比較同期全港勞動人口就業工資平均數（$11,325），不足六成。
「政府各部門之間的缺乏配合，令康復者在公開就業時面對各項困難，例如難以找到合適學歷及資歷背景之工作、多只能從事基層工作、向僱主請假覆診時難以解釋等。究其原因，就是缺乏整體就業政策，協助康復者重投社會工作。」
雖沒有明言，Ling卻能清楚感受到以往的僱主因為她患精神病而卻步。
旁人只要輕輕一碰Ling，她都有可能「哇」一聲。藥物雖然控制了負面情緒，痛感卻是生活的常態，有時候她會在辦公室走來走去，分散對「痛」的注意力。
她原本在馬會投注站工作，2003年一次嚴重工傷斷了幾節腰骨，之後就被長期痛症折磨。「時刻感到痛，由頭到腳都痛，像有無數螞蟻在咬。」初期無論吃什麼藥都睡不着，一提及「痛」字，兩行眼淚就掉下來。2006年，她開始看精神科，醫生說她患了抑鬱症。之後Ling用了六年時間試藥，才找到合適的藥物。「有一種藥吃了每晚做噩夢，夢見自己跳樓死。」在生活中，一級樓梯看起來就像一層樓高，不敢邁過去。又因害怕做重複的夢，十多天沒睡。到實在迫切需要睡眠，她一口氣吃下三十粒安眠藥，幸好及時入院急救。
她請醫生寫紙證明自己可以上班。但公司說要找內部醫生做複查，至今兩年音信全無。後來在勞工處登記就業配對，才找到了現在的僱主。Ling負責的慈善項目，幫助殘疾人士做義務中介介紹工作，她也是康復者自助組織恆康互助社的副主席。
僱主的嘗試
目前仍要服用多種安眠藥才能入睡的她，由於藥效作用，每天起身都要靠兩個鬧鐘，要像普通人一般適應日常工作作息時間，半點都不易。
「在工作上先了解她能做什麼，才分配工作給她。在溝通上沒有什麼注意，她不介意敏感字句。也明白他們太早難以起牀，因此會安排午後的工作。」Ling的僱主卜康迅說。Ling是他公司第三位精神病康復者。
八年前，作為廣告策劃公司負責人，卜康迅聘請第一位精神病康復者時，純屬偶然。當時公司不夠人手，考慮到成本等現實問題，於是到勞工處申請聘用傷殘人士。
來應徵的卻是一位精神病康復者。面試當天，他請家長也一起來。「我想了解清楚病徵、生活習慣，有事也可以隨時通知家長。見一見家長，亦希望建立互信。」
當時聘請了那位「思覺失調」的新僱員，卜康迅坦言，並沒有擔心，「既然政府津貼你去認識一個人，為何不接觸一下看看工作上可以幫到什麼。」然而，他的家人卻擔心身邊是否多了一個定時炸彈。
從僱主角度，這位二十二歲的設計師可以勝任工作。唯一不同的是，每個月總有兩次覆診，「工作最好提早一個星期給他，不要逼得太緊，不要時時催促，信任他可以做完，趕不及就分發給其他同事。」後來他發現，每當醫生調校了藥物，員工便會顯得較疲累，「看上去有些呆滯，坐着一動不動的，眼定定。但這時候不能怪他不做事，應該是藥力發作。 若有事要通知，就敲敲他的桌子，等等他。有時候會遲一點回應你，但不是沒禮貌。」
但半年後，工作量愈來愈多，設計師嫌自己做事太慢，吃藥重了，愈來愈不夠精神，時不時需要伏在辦公桌上休息。卜康迅於是調整他下午才上班。後來他病發了，恍似被人威脅，經常對空氣自說自話：「我不怕你的！」又因為怕不夠精神，他私下停了藥，於是控制不到病徵，一直與腦海裏的世界在說話。同事開始擔心了，公司也收起所有利器，還安裝了攝像鏡頭，「真是迫不得已，以防有事情發生。」
雖然設計師的排版技能無受病情影響，但是創作力不如從前了。卜康迅擔心辭退他會對他造成打擊，於是先安排他在家中工作。但隨後他能勝任的工作量愈來愈少，媽媽說他很不開心。工作了九個月後，設計師因為入院，自己辭職了。
「自始我也學習到不能一下子給對方太多的期望。突然要從公司回家，有時候難以接受。」卜康迅說。
社企的實踐
新生會專業服務經理（職業康復及就業服務）朱世明表示，康復者出院後直接投入職場，通常失業率很高。社企身處於社區當中，是真實的市場環境，可令康復者得到最大程度回歸社會，但過程需要循序漸進，例如最初只工作三、四天，之後再到全職，慢慢調整。目前該會屬下二十間社企共有六成員工是康復者。
「我們盡量做到不是保護傘性質，雖然在編更、相處上有更多體諒，但工作技巧要求卻與外面相當。」對康復者來說，人際關係通常是個考驗，有時候容易退縮，需要調節自己的合理期望，關注壓力的來源。對於公開就業服務集中在零售、餐飲和清潔三個領域，朱世明說，主要是考慮到這些工種較適合康復者的能力、並且在市面上較容易找到工作。
他建議，僱主只需用一顆平常心，為康復者提供一份尋常工作就可以了。如果想做得更好，可安排一位上司或同事做mentor，彼此多一點互動，對員工的日常生活多一份熟知，若發現有什麼轉變，便可及早配合調節，因為病發通常不會是突然的，而是有一個過程。其次就是在安排工作方面可以作出合理的遷就。例如編更、工作內容變化不要太頻密等。
生態旅遊330位於屯門的新生互動農場，是全港首項以社企模式營辦的生態旅遊活動。導賞員阿強（化名）來農場受訓當學員，再獲聘為全職導賞員，從原本不懂務農、帶團緊張到口震震，到如今對農場的一草一木都瞭如指掌，可以倒背如流地向不同團體介紹有機種植及環保知識。然而家人認為他在社企工作，「不算是正式工作，只是養病的地方。」
「為了生活、賺多點錢傍身，始終要參與公開就業。我好想學門手藝， 例如整水電、整水喉……」三十五歲的阿強說，曾到勞工處找工作，都是些無人做的工種，待遇差、福利差、時間長。「要跨出這一步，我不知道要等多久，始終內心有個陰影。畢竟這裏有很多體諒和關心，但出去了又會如何呢？ 外面人工高，但壓力也大，究竟如何解決？」他依然充滿了困惑。
新生農場經理陳心慧說，如果認為康復者來這裏是「醫病」，那是誤會。這裏確實比外面更多包容，理解同事的狀況有高低起伏，需要時會配合遷就一下工作量，新同事也有時間適應，看起來像「溫室小花」，但過程中卻建立了自信、掌握了工作技能、與人相處的技巧，令原本接受服務的人能夠為社區提供服務。準備充足時，就可以出去公開就業，整個過程強調的是自決。
讓病人變管理者
踏入位於港鐵大圍站內的”farmfresh 330″，各種時尚健康產品琳瑯滿目。對顧客而言，這裏可以買到煮一餐住家飯的所有材料，由新生農場供應的時令有機蔬果，到健康食材、最新的環保產品，甚至可以體驗「自備膠樽」的購物模式；對精神病康復者而言，這間健康生活專門店則是訓練基地、就業機會。
最靠近門口的水果檔，有位年輕人木無表情地對顧客說：「歡迎光臨」。阿婆問他：「哪個梨大一點？」他卻說：「我給個籃子你裝。」再問他水果的產地，他的目光投向不遠處那位掛着陽光笑容的助理店舖經理黃志輝（阿輝）。阿輝過來解答，年輕人如釋重負，不過依然不見笑容。
其實談笑風生的阿輝本身也是精神病康復者。店內每一個崗位他都做過。「工作救回我一命。」阿輝從培訓員做起，七年內連跳幾級做到助理店舖經理，看起來似乎扶搖直上，實際上萬事開頭難。
2002年，他從有車有樓有公司有工人的生活，一落千丈頓變破產無業漢，再遭遇離婚，以致患上抑鬱症。經歷了五年「住劏房、領綜援」的「宅佬」生活，「不想做事，更不想做人」，完全失去鬥志 ，終日酗酒，甚至想過自尋短見，買定一包炭放在頭。後來職業治療師鼓勵他到新生會受訓當售貨員。
受訓第一天，他要負責向客人說「歡迎光臨」、「早晨」，不僅笑不出來，更是難以啟齒。他就站在柱子旁邊，等客人走過趁無人時望着空氣說：「歡迎光臨。」
回想起來，那時是因為躲起來太久了，害怕與人接觸。到收舖時要做清潔，他連拖把都不會用，掃地也需要別人教。在回家路上，他感懷身世，忍不住哭了，「覺得自己很沒用。」原本只想敷衍一天就走了，第二天又不甘心想再試試自己是否真的那麼差勁。在店舖依舊不習慣和陌生人說話，有顧客張口想問問題，他心裏會緊張地想：「最好別問我……」到第一次站在收銀台，更緊張到「飆汗」。
經過三個月的密集訓練，剛好遇到店內請職員，月薪5,000。「總比拿綜援好！最重要是有人肯請。」他最終獲聘了。工作了一年多，藥也毋須再服。現在的收入不及他做老闆時的兩成。「錢賺得少，但找到了意義來搭救。」他自覺一直錯將人生價值與財富劃上等號。「如果沒有這份工作，我可能繼續躲在家裏拿綜援，也可能振作後飛黃騰達，但未必有現在這份充實。」
不要同情要尊重
在店內，人人都穿制服，專注手頭的事，乍看下不會知道誰是康復者、誰是普通人。顧客進出，也不會發現任何異樣。店中每個員工都根據實際情況而安排不同的崗位：理貨、顧客接待、收銀……
「他們沒有笑容不代表沒禮貌或者有惡意，只是還沒充分準備好。」之前試過在門口做接待的同事，因表情較木然而被顧客投訴，作為過來人，阿輝會解釋：「他剛來，還在見習，正在接受訓練，請多多包涵。」阿輝強調：絕不能說「因為他是康復者，所以做不好」。 這樣會令人對康復者有種先入為主的印象。事實上做不好並非因為他是康復者，只是因為他是生手。也試過有熟客打電話來投訴學員介紹出錯，令他買錯東西，在電話中罵「黐線佬」。阿輝聽後回應：「不好意思，我們只是精神病康復者，但不是黐線佬。」對方連忙道歉。
店子的環境讓康復者習慣工作，訓練零售技巧並提升溝通能力。有的學員不懂得笑，面部緊繃，但沒有惡意。有的容易出汗，體味濃烈，便多給幾套衣服替換。有的學員專注力不好，計數有困難，不能收銀但是可以理貨。這裏對員工確實多了一份呵護，但對技能和能力的要求卻沒有降低。
「這才是社企的意義，並非要別人來接濟，擺幾個捐款箱就行了。我們一班精神病康復者和普通人一樣，希望得到尊重，而非同情。康復者也有正常人的能力，可以提供出色服務。我最希望大眾將康復者視作社會一分子，而非『這班人』。」
新生會社會企業署任總經理潘詠霞說，在社企受訓的學員，每個崗位最多停留兩年，表現好的甚至可獲聘為職員。對顧客及社會而言，社會企業亦起着教育和宣傳的作用，讓市民透過親身接觸，消除對康復者的歧視和誤解。社企身處真實的社區環境，又要自負盈虧，與其他店舖沒分別。「我們講究品牌和形象包裝，正是希望大眾不要覺得社企的服務就是『次等』，銷售健康食材的店舖與時尚掛鈎，競爭激烈，隨時都要緊貼市場資訊。透過產品和服務，並由一個個活生生的個體去溝通，康復者也能身體力行。目前收支平衡，就是好例證。」
(明周攝影部)
文章選自《明周》2410期封面故事《精神病患 復元崎嶇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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