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畢贛的《路邊野餐》上映，其獨特的電影風格旋即成為中國電影的新代表。今年夏天將至，我們迎來張大磊的《八月》。張大磊不過三十五歲，首作《八月》已獲第53屆金馬獎的最佳劇情片。電影以黑白影像述說一個時代，沒有喧鬧的鳴放，沒有著跡的渲染。只是靜靜地，如風吹過安穩的湖面，不挑起任何波紋。
於是，電影以一位十二歲的孩子－－曉雷來靜觀一切，時代就像他眼中的走過的老人，緩緩地，告訴了他一些似懂非懂的事情。主角張大磊形容曉雷：「他被動的，只是在等待，或者靜觀一個時代過去，該來的來了，該走的又走了。」大概我們同樣地，隨著《八月》遠目一個時代的別離。
細節織成的詩意
張大磊很寡言，與其作品同樣瀰漫一片沉穩的氣氛。一身黑衣的他，如從電影裡走出來，連帶記憶與夢的純粹底色。
《八月》的確有夢。曉雷數次作夢，與記憶混離在一起，讓電影顯得平實且魔幻。這樣的風格不禁讓人聯想到塔可夫斯基的《伊凡的童年》，同樣的孩子視角，也夾雜孩子的夢，在現實與虛幻之間拉扯相纏。曾在俄羅斯修讀電影的張大磊，也述及自身受塔可夫斯基的影像風格影響。不過，他坦言更受侯孝賢與小津安二郎的東方式美學感染。「他們的影像是『唯物』的，由生活常態中的各種細節組成，當中的『物』是實實在在的東西。」好像《八月》裡眾人圍觀蕓花、古老的大樹、倒掛著的衣服，細碎的常態與靜物，讓人能感受時間的流動。他補充：「時間與生活就是常態的存在，亦是電影中的詩意，以傳達情感和情緒。詩就是其中濃縮與精煉的東西。」他單純地拍下人與人、人與物之間的互動，「希望電影留白，感性的成份多一些，至於理智地去判斷和挖掘，是觀眾去做的事。」
以往的訪問中，他常被問及其作品與台灣新電影的題材十分貼近，作為新導演，那如何看待創作的原創性？「沒有電影是原創的，你只能選擇適合自己的。《八月》也不是完全是台灣新電影的複製，例如對夢的描述，那兩次的宰羊的夢帶點魔幻的氣氛。自我的尋索作為台灣新電影的一個母題，有很強烈的敘事性，例如《童年往事》，我嘗試把他淡化掉了，只剩下情緒，讓電影的時間感會更長，這是《八月》裡的原創性。」他笑著回應。
所以他的故事是零碎的，遠遠看過去能夠看到大概的時序，當你接近後就看不清了。這樣的回憶有時像夢，或許充滿繁多的細節，但你永遠也記不起夢的起點。對當年仍是小孩的張大磊來說，人與人的交流就是夢的細節，大環境的變化都僅僅是背景而已。
同代人的孤寂
作為同樣嶄露頭角的新導演，訪問間不期然談起畢贛的《路邊野餐》。張大磊認為這個年代的導演，作品在電影美學上的展現取態各異，但他們成長的環境仍藏著不可抗逆的共同特質－－「孤獨的質感」。無論是《路邊野餐》或《八月》，兩者都嘗試直面與放大內心的感受，然後發現其中的寂寥。他頓了頓，卻又道：「不過，這幾乎是每個年代的導演都有如此的經歷，就算是看侯孝賢的電影時，也同樣看到一個孤獨的內心世界。」
如果說畢贛的起點是詩，張大磊的起點則是音樂。他說，像詩人電影的《路邊野餐》，「喜歡創造生活之外的意象來理解對生活中詩意部分，也許因為畢贛自己就是詩人。」而《八月》傾向音樂的質感：「音樂中也有詩意，以借作這些外部形態。」
張大磊形容，《路邊野餐》以主角陳升主動地求索作為中軸，「圍繞這個東西展開，但讓情緒漫延」。而《八月》，他眼中的主角曉雷則是被動的。曉雷看著一群人從時代中退場，被外來的東西取代，然後慢慢消失。這種感覺也影響了電影裡對待回憶的心態，「畢贛很清楚地把感受說給觀眾，但是自己可能不願看清得太楚，不願對甚麼東西下定義，或者解釋太多，因為不可能準確。所以我觀察到多少就展示多少，不做過度的解釋。」《八月》的敘事也是如此，保持距離。
父親的象徵
《八月》的敘事也不固定於曉蕾的孩童視角，有時會轉移至其他角色身上。問他曉蕾就是他自身的投射嗎？他直言：「在《八月》中我是小孩，也同時是父親。」
華語電影中，「父親」是充滿象徵意味的角色。張大磊以《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作例，裡面的父親是一個強烈的存在，「《牯嶺街》的父親會教兒子做人，或者對兩者的互動反應也很大。但我不希望給父親一個太強烈的形象。」因此，他嘗試在《八月》裡打磨父親的銳角，觀眾大部分時候都需要隔著一點距離來觀看曉雷的父親。導演坦言，他對父親的情感很克制－－父親的存在和其他人同樣平等，角色與位置也差距不遠，大概跟演員都是素人背景有關。
電影中的父親並不是依據導演父親的形象來塑造。在電影中，父親與曉雷有很多交流，而他的父親卻是沉默寡言，不大會向兒子表露情感。所以導演把屬於自己父親的性格特質打磨掉，將真實的一面隱沒在整個集體時代的背後。當中的情感和交流，折射出父親也不過是群像裡的一員，「他的存在也是和其他人同時存在，我還是保持了一個距離來看他們，而不是看父親一個人。」只有在曉雷看著他對空氣打拳的一幕，像面對著一些不能言說轉變時候，鏡頭才有一點點地側重於他。
電影中減省了那個時代的重量，將一切情緒都隱埋在影像的暗影。其中電影中出現崔健的音樂，不禁讓人產生政治的聯想，但張大磊只道：「崔健也說，他的音樂有政治責任，但沒有政治目的，所以他的音樂可以有政治的解讀，但例如《一塊紅布》，他只是想起愛情，只是他理解愛情的關係剛好與政治社會裡有些東西是共通的。」這亦如同他為電影褪去強烈的政治宣言：「電影出現，也作為社會、文化符號地出現，它指代了一些東西。可能我對它的使用和接受是純粹出於音樂性的理解，社會性的一面可能沒有放大來說。倒是希望觀眾能聯想到那個時代的父親，或者父親是一個喜歡崔健的人，他又會是一個甚麼的人。」
看著《八月》，有時會想起侯孝賢的《童年往事》，也會想到姜文的《陽光燦爛的日子》。一個時代被純粹地拍攝下來，在淡然的日常中緩緩流動，彷彿是夢，一閃而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