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會死，但詩歌不死。起碼，到現在為止仍是對的。中文詩歌代表人物之一余光中剛去世了，在此我們會發現，在那詩歌興盛的時代，作品與詩人的影響一直至今。但我們這一代又如何？是的，我們好像正面對一個詩歌盛世，聲韻詩歌生活節、香港國際詩歌之夜等活動引人關注，但同時，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今屆的新詩雙年獎卻從缺，這是獎項除首屆外，首次出現首獎從缺。是詩歌式微嗎？是屆比賽，卻有逾二十本詩集參賽，數目是歷屆之冠。到底我們的詩歌，是盛世還是其相反？香港詩人又如何理解當下處境？
現實的討論
余光中離世，在一片哀悼之聲下，文學圈也出現了對其評價的爭議。一方面，對於余光中的詩歌成就，懷疑之聲並不多，但余光中的「狼來了」事件，卻讓一些人對詩人的政治操守有所懷疑。余光中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期間，寫下文章，指稱毛澤東提倡的工農兵文藝，已有人在正戒嚴的台灣公然提倡。這影響到他作為自由主義作家的聲譽，至今仍爭論不休。就如今屆香港國際詩歌之夜的主題，詩歌與生活本身，有着「古老的敵意」，當詩人把詩歌與生活現實靠得太近，問題就出現了。
對余光中的熱烈討論，加上如國際詩歌之夜、聲韻詩歌生活節等活動，不但讓國際級的詩人如阿多尼斯、谷川俊太郎等聚首香港，更以不同的方式讓詩歌能見度上升，當下詩歌在香港，彷彿進入一個盛世。「香港詩歌之夜，是以成為亞洲最好的詩歌節去定位的，」身兼香港國際詩歌之夜策劃總監、與聲韻詩歌生活節策展人的方太初說，不同語言的頂級詩人，聚在香港，通過詩的翻譯，讓詩人之間可以交流，同時也讓不同語言的讀者可以與詩人連結起來。
走入人的生活
「這點我覺得值得說的是，今屆我們更嘗試將歌詞納入詩歌之中，周耀輝與崔健，就是這嘗試下的代表。耀輝在朗誦會前，其實是有點擔心的。他未試過將歌詞以朗誦方式呈現。但到了朗誦時，他選擇了部分朗誦，興之所至時，就唱出來。我想，這種結合方式是有趣的，嘗試了詩歌更多可能。」
在有限的資源下，詩在香港正以不同的形式，讓香港的觀眾有接觸的機會，「我覺得這時間，大眾起碼要有接觸到詩的機會。例如說是詩歌生活節，在定位上有許多關於詩的論述，那是認真看待詩的。但同時，我們嘗試與不同範疇人士合作，如設計、音樂等，這些不同範疇的人也會覺得，在自己圈子可能太久了，有點悶，也可以走出comfort zone，也讓不同的觀眾有機會接觸到詩歌。」
創作的質素
詩歌開始被人留意、討論，但健康的詩意生活，除了好的討論環境，創作者的質素也十分重要。今年，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的新詩組得獎者從缺，這是否那詩歌盛世表面下的隱憂？
「這是眾聲喧嘩的世代。」是次新詩組評審之一的關夢南這樣說。「但我們在評審過程中，卻找不到一個毫無爭議的得獎者。」關夢南投身香港文學多年，歷任多屆香港中文文學獎的評審，今屆他在新詩組的評審當中，卻發現尤其是年輕詩人們，普遍欠缺了獨特的聲音。「我是有幸在七十年代開始的，那時候是香港詩歌的盛世，如西西、鄧阿藍等的作品，都是一讀就知道誰寫的。在那個時代，詩人有自己的生活經驗，這些經驗會讓人怎寫也好的。」
「今屆我看到許多練習性的作品。」他說，所謂練習，就是仍在尋找自己的語言，但那多數只是文學技巧上的，詩歌寫作到最後，始終要回到生活的本身。
太安全的生活
「這一代人，當然會對生活有不滿。但那種不滿，那種生活的壓迫，遠不是掙扎式的。如果要說為了寫詩而要過苦日子，那可能是太不現實了。但上一代生活的壓迫，許多時是要養活一家的重擔，那種壓力轉化成詩歌，自然會有力量。例如你看東歐的文學，曾經如此興盛，但到了今天就幾乎式微了。」
現在的生活太安全，詩歌不興，也許是必然的事。「詩人一定要有生活真實的體驗才行的。如周漢輝般，早幾年他幾乎拿到所有的詩獎，那是為什麼呢？當時他就是在一個貧困的處境，一個大學生，找不到工作，住在板間房之中。當時他的詩就寫得很好。又如劉霞般，她有這一種經驗，詩是怎樣寫都好的。」
「但現在有部分詩人，作品其實只是有趣而已，但那其中沒有屬於自己真實經驗的聲音，這種詩歌並不夠好。文學是由時代背景孕育的，這也是沒辦法的事。也許有一天，會有一個天才級的詩人，展示出如何用新的方式寫作。又或者時代轉變，讓詩人需要創作出更好的詩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