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販有話兒
小販向來被視為阻街的主角，無論持牌或無牌，流動小販均要走避小販管理隊的拘控，時時處於「備戰狀態」。據統計數字，在2014年，就持牌小販檢控阻街個案共有5,064宗；就無牌小販被定罪的檢控個案共有26,294宗；而政府訂下的小販黑點更多達數百個，儼然是「梗有一個在附近」。
小販曾經佔去本港零售業人員一半人口。特別是日本戰敗撤出香港後，大量人口從大陸回流，再加上難民湧入，政府曾大幅增加簽發牌照，當時的小販人數約一萬人，為庫房增加不少收入。但數十年來本港在經濟模式不斷轉型，當局、小販和街道的關係可有更新？經常冒着被控告追捕的風險，而且管制日益收緊，為何仍有小販堅持以街頭擺賣為生？
半個世紀以來，伍生（伍順文）大部分時間都在九龍和新界擺檔，見證城市街道的滄海桑田。他最初以沉重的手推車售賣成衣，不辭勞苦養起一頭家，為生活捱出一片天地，來到如今六十歲，仍然在街上售賣生果。
這天他把小販車推到粉嶺聯和墟一段行人路彎角處，「這個角位不阻人，我的車子是一呎半闊乘三呎半長，也不敢在身後擺放存貨。讓路面行人闊度維持大概三呎多，人人都能通過。」伍生泊下車子，照例戴上小販牌。
「不過，無論小販車放在哪裏，總有機會被控阻街；倒楣的話，更要到食環署落口供，無咗大半日生意，真係血本無歸。」他說，每當小販管理隊的人員巡邏時，都會被要求出示牌照及離開原來位置，轉移到僻靜的橫街。伍生自言開檔的心理壓力很大，表面上除了買貨本錢、每年980元的流動小販牌費外，就毋須應付燈油火蠟等開支。但每天除日曬雨淋，還要留意小販管理隊的蹤影及同行的動靜。「有些人雖然持有流動小販牌，亦經常被拘控。我一個月最少被小販管理隊票控四次，有時更要交十幾次罰款。」
伍先生的父親曾開設成衣廠，他一直協助打理生意；1972年他十八歲時，父親他申領小販牌，他也聽隨吩咐。不料後來工業式微，這個牌照便派上用場，更是現在最年輕的小販牌照持有人。因為政府在1973年時開始停止發牌；到了2002年，更以三萬元特惠金吸引小販自動交回牌照，截至2007年，全港只餘下約630人持有流動小販牌照。
揾食要隨機應變
「我什麼貨都賣，每天獨個兒推着木頭車，由油麻地步行至旺角碼頭，再轉乘渡海小輪過對面海的批發舖入貨。」
伍生的生果車在路上顧盼左右，預留的路面空間足夠行人通過。途人路經這個檔子，總不期然地打量一下貨品和價錢。「好靚生果，二十元一份。」隨伍順文的叫賣聲，途人又走到檔前，拿起生果，摸一摸、捏一捏，然後付錢。「就算有牌，也會隨時被控阻街。要揾食，就要懂得隨機應變。」擺檔位置是箇中關鍵：如一個紅綠燈的搬遷，或一條行人天橋的興建，貫穿商場和屋邨，都會令本來市民必經之路，變得冷清清。反過來一個大型商場的興建，和一間電訊商店的增設，都會令一個地點變得熱鬧起來。「所以我們時常要轉換擺檔點來接近人流。這就是小販的特色，若真的阻到人，店舖、路人也會投訴，我們不是無王管。」伍順文說。
他說，曾有行家試過出錢「買料」，以每月一檔三百元秘密換取小販隊一個月的行動工作表。在他看來，只要交罰款後能夠繼續擺檔，一個月接獲四張告票，經濟上尚算能夠承受。小販隊實際上亦鮮會真的狂追猛打，如在填寫那些繁瑣的檔案時，往往也是但求省時省力，隨意填寫被告的檔口尺碼大小，鮮有照例辦事，認真量度，但被捕小販的罰款多少，正正取決於檔口的尺碼大小。「因為政府的法例是這樣的：持牌小販若被檢控，只可控告一條阻街罪名，罰款若為300至400元左右。」
建議重新發牌
小販和小販隊的關係，往往處於矛盾。伍生形容，自1999年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撤銷後，販商政策委員會亦一併取消，令販商與政府欠缺正式的溝通渠道。「近年失業、領取綜援數字不斷上升，當局應重新發牌和檢討小販政策，讓小市民在不阻礙街道的情況下，有多一個謀生機會。流動小販行業同樣能為社會帶來經濟效益，像當年新界地區每周三天墟期，人人也要來『趁墟』，好不熱鬧。」
他憶述，1973年股災帶來的大量失業問題，政府便以創造就業來解決失業，刺激社會經濟。市政局的小販政策及社署的轉介就業，都是當時的扶貧措施之一。固定攤位牌、靠牆牌、報攤牌及熟食檔牌已不敷應用，大量發牌予流動小販和設立小販認可區，便在此時應運而生。如此，小市民便無需政府資助，自力更生；弱勢社群在政府安排工作後，同樣能在庇護下發揮所長。隨後，社會經濟真的很快便復甦過來。「小販政策成立，目的是要趕絕流動小販。其實這政策已過時，需要檢討，且近年管理隊的執法亦太強硬，矯枉過正，抹殺小販的生存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