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處抗爭時代，任何一個投入社會運動的參與者，都不免思考自己應如何回應時代，如何才能夠透過自己的崗位貢獻運動。身為藝術家，又會如何在這時代中自處？6月以來，藝術家盧樂謙（阿謙）多次就「反送中」議題創作或發起社區藝術活動，但他不以為藝術家在抗爭中身份獨特，反之，藝術家只是眾人一部分，有責任盡其所能貢獻運動。
藝術家是眾人的一部分
阿謙的創作形式多樣，常用繪畫、裝置製作、行為藝術、社區藝術等多種表達手法；其作品經常指涉政治及社會議題，包括八九六四、公共空間、雨傘運動等。對於將整個香港捲入其中的反修例風波，他當然無法置之不理。
回到6月9日，阿謙已知不上街不可，因為是次運動牽涉的議題嚴重，「尤其是這五年下的社會氣氛告訴你，香港不可以再忍受這類型事件，再忍受的話，就不會再有香港。」隨着運動發展，他在運動中的參與程度亦愈來愈高，在2014年雨傘運動，他只會經過佔領區，沒有留守，但他視那場運動是過去民間對公共空間討論的首次實踐。「14年是一次示範，無論你認同與否、運動最後怎樣收場，對於之後的社會運動發展都有幫助，例如去到今次，人們很快就懂得怎樣對運動作出反應。」
作為藝術家，阿謙在6月初的第一反應，是思考應該為遊行做些什麼。他在6月9日及16日兩場大遊行中，都製作了大型橫額，先是「奪回香港」，再是「香港企硬」。在鮮黃底色上的四隻大字，在這兩場大遊行中，非常搶眼，成為了鏡頭焦點。
可是，當抗爭變得激烈，遍地開花，阿謙的心態便開始改變。「我僅去參與，而非一定要做一些東西出來」，不需要「每次都要覺得我是藝術家，一定要做藝術品……其實我也可以是受眾。」
這種身份轉變，阿謙認為「與外國人對運動的命名”Water Revolution”契合，你可以是藝術家，同時是市民；你可以是抗爭者，同時是學生」。他沒有視藝術家身份高人一等，更是謙虛的觀察社會，知所進退：「連儂牆，沒有任何一個藝術家能夠build（建立）到，是羣眾活動（才能做到）。所以，到了某個位置，藝術家要將自己身份放下─其實從來沒有高過─理解自己是眾人的一部分。」
以藝術創作介入抗爭
雖然沒有視藝術家為獨特身份的意識，但阿謙認為，身為藝術家有種責任。「如果我是醫生，可以去救人；如果我是律師，我可以幫忙打官司。但我不是，我知道的就是創作，又或者建立一些platform（平台）給人創作。」
在8月，阿謙有三份作品，以個人創作以及社區藝術兩方面，介入當前的抗爭。
首先是一份名叫《香港原罪》的個人裝置作品。《香港原罪》是阿謙在香港文學生活館《自宅字築》展覽的參展作，該裝置為一張家常摺枱，枱上擺了兩雙筷子，以及一盤已爆的催淚彈殼。早前接受傳媒訪問時，阿謙說，作品受劉以鬯的《香港居》啟發，指香港人一生追求安樂窩，但即使你得到了安樂窩，仍要「食催淚彈」。
展覽完結前一天，有警員到場收走催淚彈，並稱會就此立案。其後，阿謙在網上回應，「警方介入而家連催淚彈都冇得食」。阿謙將武器轉化藝術，誘發觀眾討論思考抗爭與生活的界線，本是溫和之極的舉措，但警察毫不留情地取走彈殼，更顯政治高壓底下，藝術創作難以獨善其身。問及現時對事件的看法，他表示：事件已進入司法程序，不能再回應。
催淚彈殼被警方收走時，阿謙人在灣仔，和十多個市民在石水渠街畫畫，各自在畫板畫上運動中的深刻場景，有警察射催淚彈的畫面，有護士聲援眼傷女生的場景，也有前線全副裝備準備迎戰的圖像。當晚，他們攜同這些畫作，參與了「香港之路」築人鏈活動。
結果「街坊的反應都好好，有支持，有不支持，不支持的會討論。」阿謙是活動的發起人，他本來是因為身邊人無力感很重，雖然支持運動，卻不知如何參與，才有集體在街頭作畫的念頭。阿謙解釋，將運動中的真實影像在公共空間重現，能夠在社區帶起討論，並引起更多人加入其中。這在社會氣氛如此繃緊的時候尤其重要，畫畫這種媒介相對靜態，可以提醒大家在6月8日前仍能平靜生活的心情。
一星期後，阿謙發起「畫布上的約定！遍地開畫！」。這次地點換成西環正街，他和朋友準備了是一匹數米長的黑色畫布，將畫布攤平在地上，讓街坊途人隨心在布上繪畫。「這次的畫美學上水平一定較差，但參與程度則較高」，有父母攜同小朋友在布上畫心心，有中學生則寫上抗爭訴求，其他參與者寫上像「香港加油」的打氣說話。計劃中，這匹畫布將會送到海外，讓外國支持香港抗爭者的民眾也畫上他們的信息，連結香港與世界。
藝術對抗爭有用嗎？
抗爭講求以人民行動撼動權力，集會、遊行、示威是最直接向政府施壓的手法，但阿謙認為，抗爭中，必須要有藝術的介入。
藝術介入抗爭能帶出一個信息：「做一件事，有一百種方法。講訴求可以和平，亦可以aggressive（激烈）。藝術教我們創新思考，這個放在抗爭中很有用。」回顧過去3個月，「創意」的確是推動運動發展的燃料，從文宣、連儂牆，到太空館外的激光之夜到《願榮光歸香港》，沒有創意，一切都不會出現。
雖然藝術在抗爭中有其重要性，但在運動中，部分抗爭者還是對「藝術」存有戒心，以「有用與否」去批評抗爭中的藝術作品，又斥藝術家是「左膠」，「搞散運動」。
阿謙坦言，他曾經有過這種想法，但現在想通了：以有用或無用判斷藝術家的作品，其實是捉錯用神。真正的問題是，「社羣中，有什麼持份者，而每個人做的事，是否盡了其責任。」
若要評價藝術家的創作的話，阿謙提出，就看作品「如何與其他人配合互動，亦要看時機」。如果早料會衝突激烈，卻無端端走出來唱歌，當然是不合時宜，因此更要學會揣摩運動的溫度，決定在什麼時候做什麼事。但他留意到，現在大家已經成長，會知道何時停，亦會跟貼網上討論；藝術家更加成熟，創作的出現時間對運動有很大幫助。
不過，藝術與否，對於阿謙來說，不是最重要的事。他多次提到，連儂牆以及太空館外的激光之夜，這些事物或許不符傳統「藝術」定義，但他們盛載的，是人們最由衷的感受─「最重要事物有情感、激情，今次整場運動為何能廣泛接觸羣眾，就是有激情。真實的情感，人們會感受得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