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入書房，門角躲着一隻惹人憐愛的小貓，書桌前對着一片開揚的玻璃窗，遠眺青馬大橋，面朝清澈見底的大海。問他有如斯美景相伴，疫情下在家工作，豈不是心曠神怡？他別過頭凝望窗外風光，托一托黑框眼鏡，乾笑幾聲：「的確幾舒服，可惜不多機會享受。」
明明這片藍就在眼前，卻無暇欣賞，原因是：第一，他的工作常要外出見人；第二，這一年根本沒有心情看風景。
去年時局紛擾，憤怒、無力、抑鬱創傷來襲；今年疫情肆虐，孤獨、焦慮、強迫症浮現。早前港大精神醫學系調查發現，持續的社會事件與疫症爆發的影響下，七成人出現中度至嚴重抑鬱症狀，四成人出現中度至高度創傷後壓力症狀，接近四成人同時出現兩種症狀。入行十年的前線精神健康社工丁惟彬坦言，兩大事件齊來，令人措手不及，社會正面臨前所未有的精神創傷，也是他投身社工行業十年來的最大難關。
經驗：十年
職務：前線精神健康社工，大學社工系實習導師、應用社會科學系實習導師，壹元坊臉書專頁創辦人。
創傷很大源頭很深
精神健康和弱勢權益，一直是丁惟彬的關注點。一心為弱勢發聲的他，早年做過八年記者，卻有感小眾新聞始終未能放上大枱，於是重新思考人生方向。大學時期，他經歷過嚴重強迫症，下課後會到圖書館重複抄筆記，抄四五次直到滿意為止；後來踏入社會工作時，常感到焦慮和肌肉緊張，難以集中精神，見工時啞口無言。自身經驗輾轉間觸發他修讀社工碩士，投身前線精神健康社工，與精神病康復者同行，結果一做就是十年。
十年的前線社區與個案工作，加上擔任大學社工系的實習導師，令他接觸到不同類型的康復者。本應身經百戰的他卻說，過去一年的集體創傷是十年一遇。從前，精神創傷主要是源於個人經歷，但這次是共同面對集體創傷。不主動提及政治，本是社工傳統智慧，但他覺得，經過動盪一年，要應對當前的精神健康危機，不可抽離於社會環境，即警民衝突和市民對政權的控訴。「我們不是要傳道，不是說服他站在哪一個立場，但剛巧這場精神危機就是源自社會事件，需要正視。」
只見病癥不見病源
他覺得，精神系統的弊病在於重視症狀，將責任放在患者身上，社工「以人為本」的精神放得次要。「我們要看what is happened with the client，而不是what is wrong with the client。」他說：「精神病成因千絲萬縷，但今時今日仍然專注數字，簡化為食藥搞掂。創傷歷程是要進入對方內心，看一個人的生活質素，若導致創傷的社會因素未解決，不公義狀況持續，只會治標不治本。」
反送中事件的「標」和「本」尚未治好，疫症再觸發一場精神健康危機。他回想，自己初入行做精神科社工時，也曾遇上不少焦慮症個案，心底本來已累積不少壓力，沙士來臨猶如導火線，積聚的負面情緒結果全面爆發，現在情況更甚。他強調，所有人無一倖免：家庭陷入困獸鬥，家長因子女留在家中不讀書或走上街頭，而患上抑鬱；中年人因疫情而時刻害怕中招，洗澡花三個小時，才覺得細菌走了；就算不關心社會的人，社交和工作都會受到影響；學生因社運似完未完，因疫情而在家學習，生活頓失重心，情緒難以振作。
一個曾被欺凌的年輕人，原本情況漸漸穩定，卻因社運衝突場面觸發舊患，覺得做錯事的人的氣焰反而更加高漲，怒氣和抑鬱湧上心頭，影響到他不願上班，甚至自我傷害。丁惟彬承認，自己可以做的不多：「我沒水晶球改變社會環境，只能告訴他，他不過是執着於公平公義，套用正常化（normalization）去肯定他的情緒，安慰他you are not alone，強調這些負面情緒都是正常不過的事，再建議他將義憤能量轉移到日常生活，例如透過選舉投票盡公民責任。」
執着於公義的人更容易受傷
「執着公義的人，特別容易受傷。」事後，丁惟彬在臉書上如此說。
前實習社工學生說，他顯然是其中一個「執着公義」的中年大叔，內裏敏感自省，對外敢於發聲，不時在臉書上月旦時事，課堂上又教他們以人文角度思考，私下飯聚也針對時事和公事大發議論。在非常時期邀約訪問，他一口答應。這天他穿印有「我係社工」的黑衣，背面寫着「追求公義」。
談到集體創傷，社工當然也是集體中的一員。
他打趣道，除了正值「收成期」的社工，同工普遍對強權壓迫敏感，當無力改變現狀時，甚至看到同工出於人道支援而被捕，自然感到痛心。這個問題牽涉到何謂公義，「公義是人人地位平等，社會資源分配平等，擁有民主自由。還要關注弱勢社羣的處境，強調一些人之所以會有精神病，不是因為承受壓力能力太低，而是從更大層面看社會結構是否公平，導致他們遇到困難。」他不忘補充：「話我『左膠』都好啦，真正的公義是包括關愛。」
雙倍的情緒超出負荷
「社工都是人，目睹不公義事件，情緒也會被牽動。最辛苦的是，不單要承載自己的情緒，同一時間仍要如常工作，還要在乎案主情緒。這年遇到不同立場的市民，藍絲會憤怒，黃絲也會煩躁，不能逃避不談。能醫不自醫，是雙重挑戰。」從六月起，他的負面情緒包括抑鬱、焦慮、憤怒與無奈，一波一波被激發起來。他經過猛吃催淚彈的現場時，會回閃相關影像，睡夢中也曾再次看見中學生胸口中槍的畫面。
恆之有效的紓壓方法，統統失效。八點下班回家，明明有空落街跑步踢球，但就是提不起勁。從前他最愛窩在沙發看球賽，看到支持的隊伍勝出會歡呼，落敗會失眠；到英超聯賽開鑼，扭開電視，再精采的球賽也變得索然無味。愛隊輸了，這個忠實球迷只幽幽地道：「哦，由佢輸囉。」周末必看的足球直播換成示威直播，情緒繃緊，每周助興的冰凍啤酒，現在成了安眠藥，每天睡前一罐，才得一夜安眠。
「作為成熟專業的社工，公私分明，一埋位，就要將心神放在案主身上。」早於入行初期，他曾有高功能憂鬱。當時將精力放在上班時間的八小時，表面風平浪靜，下班後整個人才會「謝晒」。多年界線，在去年十一月卻變得模糊。先是《禁蒙面法》生效，緊接是理大圍捕事件，及看到自己母校中大成為火光熊熊的戰場。接連經歷重大的集體創傷，日常生活已變得吃力，白天見案主時，還要承載雙倍的情緒。他工作時心力交瘁，無法專注，甚至思考是否需要治療。後來，他索性不看直播，轉看電影。他自嘲說：「好彩看了《逃學威龍》一百遍還笑得出，未到『超嚴重』！若有天我連看周星馳電影都笑不出，那就很糟糕了！」
「事過境遷」才是後遺症高峰期
可惜，看一齣笑片，不能就此撫平瘡疤。
治療內傷，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面對集體創傷，他預計精神健康社工的責任會更重。對他而言，求助人數的高峰期為一月，即社運氣氛減弱時，還有第三波疫情前的六月。他解釋，求助通常滯後：「人投入應付危機時，未必會察覺要找社工，但當事情逐漸平息時，後遺症撲出，就多了很多人求助。」疫情巨浪雖蓋過示威浪潮，但動盪局勢並未告一段落。「創傷後遺症是累積的，目睹多一次就更傷。就算事件平息之後，不會就此沒事，而是會三年、五年、十年，甚至維持一生。」
去年局勢動盪，在大學教導修課的他經常收到學生電郵，坦言以當時情緒實在無心上課，於是變為分享對時事的看法，互相安慰，討論社工該如何自處。時代眾聲喧嘩，他自己也沒什麼靈丹妙藥，但建議多互相聆聽，圍爐取暖。
其中一個暖爐，是同工，另一個是他兩年前創立的臉書專頁「壹元坊」。在這裏，他會記錄工作點滴，不只是宣揚精神健康，也是自我療癒的過程。「我常自我質疑，但做社工不只一份工作，而是令我有價值，抑鬱時幫到人，反而重拾人生意義。又上班又教書，每件事都帶來很大衝擊，有點撐不住。我想，如果不做社工，大概早已倒下。我很相信，不是只有我在幫復元人士，我們其實是互相幫助。」
最有效的良藥
有一個廣場恐懼症的復元人士，一到人多地方，就會觸發驚恐情緒，輕則掌心冒汗，重則呼吸困難與胸腹不適。本來他專注於自身困擾，跟社會脫節，但自從反修例事件，反而心繫香港，瘋狂追看新聞。但每次看到衝突場面，就會極度不安，夜裏發夢被追打，走在街上遇到警察，也如臨大敵，瀕臨崩潰邊緣。丁惟彬於是建議對方減少接觸社交媒體，但對方堅定不移：「我是香港人，怕都要關心。」後來他鼓起勇氣，擠在一所大型商場，與百多名陌生人合唱一曲，聽歌聲迴盪，與人互相扶持，令他與現實重新建立聯繫。
有些案主正在復元，丁惟彬有信心，他們跟外界接觸會自然好。可是疫潮一起，有些案主與外界接觸減少，上班一族扣減工時，待業的失業，連中心活動都煞停了，孤獨與無力感復增，病情或多或少倒退。他說：「減少外出會窒礙復元進程，但這些都不在社工控制範圍內，只可提供情緒支援。最慘是不知道何時了，常有人致電中心問何時重新開放，我沒有水晶球，只能安慰他們數字在跌。」
本來他常和案主組隊打球，也被逼取消。一直奉行「行動好過齋talk」的他，深信有些關顧不是電話可以做到，加上很多中年人士都不太習慣隔着螢幕聊天，要面對面才最真切。前天，他到診所陪案主取藥；這天，他走進了「高危地方」威爾斯親王醫院，陪抑鬱症案主覆診。「很多復元人士都需要陪伴，覆診時又希望有個中間人和醫生交涉，這是社工責無旁貸的，不可以因為疫情叫他獨自面對。」這段時間，若對方病情不穩定甚至惡化，他會做好保護措施，減少家訪，到開揚地方傾談，按案主的意願和需要陪診和聊天，防止他們精神狀況變差。
他始終覺得，唯有彼此靠近，互相聆聽，才是最有效的良藥。
災難出現更要同行
面對集體創傷和精神危機，精神健康社工肩負尤其重要的使命，丁惟彬預期的是，這段療傷日子將會持續一段很長的時間。無論是什麼立場的市民，都需要社工的「同行」和支援。他將社工比喻為救火隊，有事發生的時候，就要去為災難性破壞幫忙「善後」。可是社會因素並非可撲滅的範圍之內，那為什麼社工還要堅持下去？他笑說：「救火都有用，治不到本也要治標㗎！那一刻陪伴他們渡過，他們知道有人支持，就會舒服一點。」
然而，世事跌宕，波瀾不絕。除了獅子山，香港人多了一種精神，叫做「多愁善感」。若果有太多憂心的事，香港人又何來精神健康？有天他心血來潮，從塵封的書架上取下《笑傲江湖》，反倒給了他啟發。「亂世之下，我們都可望像主角令狐沖那樣不問世事，單純追求心靈自由與釋放，但對於香港有感情的人，恐怕難以抽離。那麼既然不能做烈士，又不能做隱士，至少做個不做違心事的好人。未來的課題，大概是好好裝備自己，圍爐取暖，保存自己那顆赤子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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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和案主的微妙關係
替代性創傷（Vicarious Trauma）：常出現在助人工作者身上，在耳聞或目睹案主的精神創傷後，因同理心而帶來創傷，自覺無力協助案主改善情況，甚至引發抑鬱焦慮等。
雙向復元（Mutual Recovery）：助人者與復元人士會互為影響，只要放下成見，在溝通過程中進入對方的內心世界，見證案主的掙扎與轉變，自己也會有所反思，堅定信念，達致彼此的復元與成長。
逾四成人出現創傷後壓力症
創傷後壓力症症狀包括回閃畫面、發噩夢、性格大變、情感解離等；抑鬱症狀包括情緒低落、失去對事物和活動的興趣、失眠、萌生自殺念頭等。港大精神醫學系青年精神健康研究小組今年二月推出不記名精神健康自助工具「心之流」，協助市民評估精神狀況，截至七月有超過一萬一千人完成問卷。調查發現，超過四成受訪者出現中度至高度創傷後壓力症狀，七成四出現中度至嚴重抑鬱症狀，三成六同時出現兩種症狀。九成出現中至高度創傷後壓力症狀的受訪者，都伴隨明顯抑鬱症狀。
疫情下一半港人感孤獨
Mind Hong Kong 日前委託香港民意研究所進行調查，今年五月以電話訪問及網上問卷形式，共訪問一千三十一名十八歲或以上的香港市民，了解港人一月至五月期間，在疫情下的精神健康狀況。四成三受訪者表示，精神健康狀況在疫情期間轉差。主要因素為未能與以往一樣外出、對工作感到憂心及未能做運動或健身等，近一半的受訪者感到孤獨，六成受訪者因對家人或朋友或受到感染而感到焦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