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認識余英時的成長歷程及觀念塑造，相信不可或缺的是由他親自撰述之《余英時回憶錄》。此書出版前，他曾表示無意寫自傳，成書由來其實是中國記者作家李懷宇的訪談論集出版計劃，余英時受李的滿腔熱忱而接受訪問，後來將原稿的「口述自傳」體改為「回憶錄」體，親筆細說古今事。
去年八月余英時與世長辭後，由李懷宇整理撰寫、醞釀甚久的《余英時談話錄》和《余英時訪問記》相繼出版。允晨文化發行人廖志峰表示：「這三本書洄溯的不只是余教授個人的學思之路，更重要的是旁及並重現同輩學人之交的問學、切磋、與交遊，是非常重要的時代見證與紀錄，而且已成絕響。」
出版余英時回憶錄之必要
廖志峰早於大學時期讀余英時的研究著作《歷史與思想》，鑽研思想史與學術史，當時他已深受啟發：「余老師的重要，是開啟了一種態度與視野。」後來，他有機會接手出版《余英時回憶錄》，不過主要與李懷宇聯絡，而跟余英時的接觸僅僅是以傳真方式報告出版編務等公事。
「直到二〇一四年唐獎頒獎禮，在中研院的公開講座上，我才跟老師首次面對面的談話。」過往在廖志峰的心目中，余英時作為史學泰斗，往往受人簇擁，故此廖一直保持禮貌的距離，「但到了這次碰面，我親身感受到他的熱情，我們聊得很開心。」他在余英時身上不見任何架子，只有二人合照上和藹親切的笑容。
余英時一直審閱和修改李懷宇之訪談稿，經過反覆討論，最後決定親自撰寫回憶錄。「那天收到余先生的來電，他說要交回憶錄給我出版，叫我不要着急。我聽到很驚喜。」廖志峰十分重視回憶錄的成書出版：「像一些年輕學者可以看到，余老師哪個階段讀什麼書，哪些書對他有什麼影響，都在回憶錄上寫到，我覺得是個很棒的、重要的經驗傳承。」
「他是九十一高齡，而他整個成長跟時代的變遷是相連的。」
廖志峰特別提到余英時一九五〇年初次到香港的經歷，像他在新亞書院求學，即使新亞正值創辦階段，卻是他那時接受到最完整的教育；余英時留港五年間，當時不少流行於香港知識文化界的讀物都對他甚有影響。廖志峰認為，在香港體驗的學術、思想、出版自由，都為余英時提供很多重要的養分。「余老師在香港的階段，剛好是台灣在思想、政治上最封閉的時候，那時候很多人都用別名在香港發表文章，或把雜誌拿過台灣，這是思想文化的啟蒙。回憶錄談到香港那時有很多精彩的雜誌，也許我也沒看過，但至少可以留下紀錄，讓年輕讀者知道那年代的香港是怎樣充滿文化風華的展現吧。」
他坦言，以出版作為連繫，能更親近去認識一個學者。「他的知識在他的書裏都有呈現，我更感受到是人格的光輝，余老師對人的關懷、熱情，溫暖，是我最大的感受，那種對人的尊重，人的價值體現，都是精神的指標，這些比書的書寫更能清楚感覺到的。」
難忘與余英時在普林斯頓相聚
《余英時回憶錄》於二〇一八年出版，那年的秋天，廖志峰遠赴普林斯頓拜訪余英時，成了他畢生難忘的旅程。匆匆一行只留三天，其中兩天下午他都和余英時夫婦度過。他憶述：「前往拜訪之前很緊張，沒想到余老師就在門口等我，他對後輩很有禮貌。」
在清幽的大宅裏，他們的話題當然離不開書，討論不同作者，流亡作家，也論台灣歷史和近況，兩岸局勢。廖志峰雖以晚輩和編輯的身份到訪，但感受到對方很真心地分享交流，如沐春風。余英時在回憶錄序言末段也提到這段相聚時光：「我們一見如故，溝通流暢，在許多問題上都不謀而合，片言即決。這是我近年來和朋友聚會最感愉快的兩天。」
這部回憶錄寫到余英時於哈佛大學求學階段便告結束。當時在普林斯頓，廖志峰曾跟余英時討論過出版回憶錄續編，書寫人生轉折、學術重點，不過廖也擔憂：「寫第一本回憶錄他已經八十八歲，花了很多年時間寫，我想如果他還要再寫（續編）差不多也需要花四年，都九十多歲。所以我出版第一本的時候，沒有特別分是上、下集，或一二三四，怕他寫不下去。」直到二◯一九年，《余英時回憶錄》奪下香港第十二屆香港書獎。廖志峰引述余英時在書面致詞中，特別說到希望讀者朋友可以提供續編的寫作方向給他，「至少那時候他還是想完成的。」
出版三部曲 當代人文學術史的縮影
當余英時逝後，允晨文化出版了《余英時談話錄》，由余英時口述，李懷宇整理，足足耗時十四年才問世；另一本《余英時訪問記》則全由李懷宇撰寫，記述提問和言談，從個人學思至人物時代觀察。廖志峰比較《余英時回憶錄》和《余英時訪問記》二書之間最大的差別，在於敘述的角度和面向：「余教授親著的回憶錄重點在談時代的世變以及這個世變下對每個人的衝擊與影響，而且，他著述的重點更偏重在學思歷程，提供給有興趣的讀者參考。《余英時訪問記》則以撰述者本身的學養，以第三人稱補足敘述的脈絡，讓讀者在閱讀時有更寬闊的圖像。」
允晨文化從出版余英時的《方以智晚節考》到《朱熹的歷史世界》，廖志峰深感合作出版的緣份極深，像出版「三部曲」，他形容為「因緣俱足的意外收穫」：「對我個人來說，與余英時教授這最後一段路的編輯過程中，是這一生最愉快、最不可思議的編輯旅程，讓我感受到巨大的溫暖與包容，而我也將帶着這樣的溫暖與記憶，繼續往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