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語中，綠皮箱子的書販子名叫Bouquinistes， 由巴黎塞納河右岸的瑪麗橋Pont Marie延綿至羅浮宮碼頭Quai du Louvre；左岸則從托內爾橋滿布至伏爾泰濱河路，長約兩英里（即3.2公里），一共九百三十多個箱子。巴黎人自詡， 塞納河是全世界the one and only one在書櫃裏流淌的河，為塞納河添一份書香；而書販文化協會主席Jérôme Callais更形容「the books stop the river from overflow」，更形浪漫。
日出日落。晴天雨天。春去秋來。綠皮箱子歷經四百五十年，是歷史，也是現在，是文學，也是藝術。秋來春去。雨天晴天。日落日出。箱子裏所盛載的是法國文學四百五十年歷史；不過，綠皮箱子險些兒死在二○二四年巴黎奧林匹克運動會。
弊傢伙，綠皮箱子有恐襲隱患？
活見鬼。奧運前來巴黎時連續一星期下雨，走到塞納河沿岸的綠皮箱子都牢牢鎖緊，徹底合上。不禁嘀咕：莫非內裏藏着軍火和炸彈？一句戲言卻竟像成了魔咒。事緣是今年的巴黎奧運開幕典禮破天荒在塞納河沿岸的船隊中上演，另一方面不用大興土木興建新場館切合綠色奧運的主題，更為人稱頌的是不用天價購買入場券，人們便可免費參觀，全世界共同參與。本來可說是美事一樁，只是去年巴黎警方警告其中五百七十個綠皮箱子必須拆除，理由是綠皮箱子可能被放置炸彈，恐怖襲擊帶來嚴重安全隱患，另外箱子的體積也窒礙人們的視野和景觀，也會阻礙行人交通的流動。不得不讓路。
沒有書攤，巴黎不再起舞
一石激起千重浪。書販協會、法國作家、知識分子、文化人等羣起反對， 法國作家Anna Gavalda大聲疾呼：「Without its bouquinistes, Paris would no longer be a party.」還是法國作家Alexandre Jardin一語道破：「（那些官僚）認為 bouquinistes只是書商，那就甚麼都不懂了。它們講述了巴黎的身份及其與文學的深厚聯繫。巴黎是一座誕生於作家夢想的城市。事實是法國文化部早於二○一九年二月便將塞納河畔舊書攤列入法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於是，在法國《Le Monde》簽署了一篇評論專欄，引用Albert Camus的一句話：「Everything that degrades culture shortens the paths that lead toservitude. 」（一切貶低文化的東西都 會縮短導致奴役的道路。）
事件擾擾攘攘，自從宣布拆卸以來，書販們多次會見警察和市政廳的代表都不得要領，直至法國總統馬克龍直接干預，強調這些書商作為這座城市遺產的重要性，宣布Bouquinistes為「首都的活遺產」，允許它們在奧運期間保持開放；更發表了一份聲明——要求內政部長和巴黎省長辦公室保留所有書商，沒有一個被迫搬遷。
一天都光晒。「放心，只有天晴，他們便開；我則天天都在。」其中一個書販Gilles笑說。
綠色箱子的愛恨纏綿
今天，綠色箱子的書攤販與巴黎城巿已密不可分。但原來，在歷史上它曾多次面臨禁止，甚至死亡的威脅，一直與當權者維持着一種模稜兩可的關係。十七世紀初，在塞納河上的新橋（Pont Neuf）誕生，這座非凡的橋樑，數世紀以來一直是巴黎的心臟和商業地帶，各式商人紛至沓來，不少流動商販使用背式小箱子兜售商品，或是放置在河畔的架子，或索性直接放在地面上擺攤。當中包括二手書商，其中不少更是售賣其時的禁書，於是便引起了當時巴黎的書商或是衛道之士的不滿。一六四九年，王室頒布一道法令禁止在新橋附近擺放書籍，甚至威脅要把他們關進監獄。
至於”bouquiniste”一詞，最早於一七六二年出現在法國學院詞典，源自佛蘭德的”boucquain”（小書）。起初bouquinistes僅限於巴黎左岸，據知到了法國大革命時期已增至大約三百人。這場鬥爭一直持續了好幾個世紀。就算去到十九世紀初，當時巴黎赫赫有名的城巿規劃師奧斯曼男爵（現今巴黎的輻射狀街道網絡的形態正是其代表作）也提議把綠皮箱子拆走，恢復碼頭線條的純粹和功用。當然，計劃始終被擱置，綠色箱子得以保存下來。直至一八五九年，拿破崙一世正式頒布一道法令，允許書販將書本放在封閉的箱子裏，並設置在護欄上，每一個書販書商有權使用十米的欄杆，年費為26.35法郎，並需支付二十五法郎的執照費。
一輩子幾代人守着一個綠皮箱子
Gilles的綠皮箱子位於塞納河右岸新橋一旁。梧桐樹下。兩個箱子放滿了紅皮燙金，或綠皮壓上黑字，或白色書皮泛着黃黃斑駁的古老書籍，一看便知老古董，通統上百年歷史。「隨便看吧，但要小心啊，書籍可能有幾百年的歷史，紙質比較脆弱。」他來自法國西北布列塔（Brittany）， 今年七十多歲， 當了Bouquiniste二十餘年。自小愛書，十六、七歲開始接觸和收藏古董書籍。「古董書籍可不單單是一件商品，內裏盛載着一個年代的知識、思想、文化以及藝術。」Gilles以帶着濃厚法國口音的英語逐個字吐出。
這時，只見他走到箱子順手拈來一本書，那已是一本一六五九年出版的古典。他用上法語讀出書名、作者和介紹書本內容。「對不起，我不懂法文呢。」記者尷尬笑說，他也笑笑地說：「我的英語也不太靈光。」接着，揭到古籍印有圖畫的一頁，又以帶着濃厚法國口音蹩扭地說：「這些都是木刻板畫，其時畫家先將草圖畫在木板上，按照草圖對木板進行雕刻。再在木板凸起的部分塗上墨，將一張紙放於其上進行擠壓，這樣木板凸起部分的圖案便會反向印在紙上。」Gilles細心地介紹說。「每一幅是一件藝術品啊。」他又拿起另一本書，再用上法語讀出書名、作者和介紹書本內容（說句題外話，真的不明白為何法國人在介紹自己熱愛的事物時總以自己的語言喋喋不休，懶理別人明白不明白）⋯⋯
你能猜想最多人探尋的舊書是哪一本？據書販文化協會主席Jérôme分享，其中之一是《小王子》，還有是法國作家大仲馬的《三劍客》，以及法國文學家維克多．雨果的《鐘樓怪人》。不過，一如Gilles所言，作為書販，他們的目的是為讀者推薦更少人認識，卻有一定分量和閱讀價值的舊書。
流連綠色箱子，一種偶然的體驗
說回Gilles成為bouquiniste的經歷，他熱情地介紹：自小是書蟲，未是書販之前已是bouquinistes常客，「每次來到巴黎總是心癢癢跑到塞納河，由右岸走到左岸再回到右岸尋尋覓覓。瀏覽舊書攤也是一種偶然的體驗，與在書店購書截然不同，更講緣份。」Gilles熱情中又帶點浪漫。法國的「知識分子」最喜歡的兩種消遣方式：”flâner”，即沒有目的地漫步。以及閱讀。於是塞納河畔的綠皮箱子便成了巴黎最獨特的景觀，體現了此地的文化藝術氣息之餘，還暗地裏代表了巴黎人對於讀書和文化的熱愛。
一個綠皮書箱就是一份氣質
「說起來，不少書販本身都是藝術家或收藏家，有自己的獨特眼光和藏書品味，一些專於古地圖、旅行文學；一些專門收藏法國文學作家；一些則專注藝術收藏等等；一輩子甚至好幾代人守着一個綠皮箱子，是不是初版或是珍品都了然在胸，你怎能不信任他們的經驗和眼光？」一個綠皮箱子就是一份氣質。而Gilles則是專注於十六、七世紀的文學作品，「每一本我都鑑賞過、閱讀過，我只賣自己懂得閱讀的經典古書。」至於怎樣尋找珍藏？他也毫不掩飾坦然相告：「不就是拍賣，或是收藏家的相互買賣，事實上很多收藏家都是老主顧了，來得多，與其說是顧客其實更像朋友；尤其是若誰駕鶴仙遊更是大好時機，呵呵。」Gilles也毫不忌諱笑說。
遊走綠色箱子，大多的書販是文質彬彬的老頭子，或是優雅雍容的老一個綠皮書箱就是一份氣質婆婆，唯獨Gilles的一旁有一個甜美的可人兒，問她名字：「鳳鳳」（Fan Fan）， 她以國語說出， 嚇了一跳。「那是小仙女的意思。」Fan Fan是歷史系學生，愛音樂，愛藝術，愛讀書；更愛巴黎塞納河畔。一天，她在河畔拉小提琴，遇上了Gilles，欣賞Gilles對書的熱愛，也佩服他對書的識見，當然（可能）出於私心，幻想自己可以是一個Bouquiniste，多麼浪漫呢，便問Gilles可否在這裏幫手？「苦苦哀求足足一年。」Fan Fan伸一伸舌頭說。
終於，成了Gilles的助手，可以於這裏賣書。現在一半時間讀書，一半時間來看檔，樂在其中。或是近朱者赤，問Fan Fan介紹一下書籍，她輕而易舉挑選了一本古籍，又用法語讀出書名和作者，之後介紹那是描繪十七世紀女性的情慾故事，「當其時非常大膽和前衛呢。」Fan Fan小小年紀便散發出一種知識分子的氣質。
不過，近年愈來愈多書攤改為出售海報、明信片或俗套紀念品，有點變了質，遭人詬病，也間接令綠皮箱子的藝術色彩漸漸褪色。Gilles不置可否，「互聯網改變了人們的閱讀和購物模式，甚至新冠肺炎或黃背心等事件為生意帶來打擊，但我還在，塞納河畔還有九百多個bouquinistes，絲毫不減綠皮箱子的魅力。」有人擔心奧運其間巴黎塞納河人滿之患，綠皮箱子即使逃得過被清拆也很難經營，「我都在這裏，我們拭目以待。」
最後，問Gilles最大的樂趣是甚麼？他頓了一頓：「嗯，有甚麼職業給一個書獃子賣自己心愛的書籍更為有趣？」在塞納河畔。在新橋旁。在梧桐樹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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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地亞倫的午夜巴黎《MIDNIGHT IN PARIS》
美國人Gil沉醉於文學創作、城市和想像、懷舊與浪漫。來到巴黎，一天午夜跳上了一輛馬車，穿越了時間，去到上世紀二十年代的巴黎，那是巴黎的黃金年代（la Belle Epoque）。更遇上了作曲家科爾．波特、藝術家畢卡索、作家海明威和費滋傑羅、超現實主義大師達利和曼雷，跟藝術家們討論當時巴黎文學、藝術、文化。其中一幕，Gil從廿一世紀的綠皮箱子找到了女神Adriana（虛構的畢卡索情婦）於二十世紀寫下的日記，記錄了對自己的迷戀，疑幻似真。所以，如果真有一天到訪巴黎，不妨在午夜跑到塞納河畔綠皮箱子，或許你也會遇上一部馬車，把你帶到過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