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的獎項，不止掀起文學界的討論，當文學性置身於音樂之中，對本來已有各種殿堂級音樂獎項的音樂界，可有啟示？黃志淙認為，這種肯定，正是從Bob Dylan特立獨行的音樂之路，給音樂人重新思考音樂精神的機會。
He’ s everywhere
「音樂人的身份拿文學獎，在這個不少人認為音樂發展某程度上走進了死胡同的時刻，或者提醒了大眾重新正視音樂內容的意義。」Bob Dylan在異議聲中一路走來，依然故我，以音樂探索自身與社會的意義。
黃志淙相信，正是這種態度，Bob Dylan把音樂帶進更深遠的世界。「DJ之間也經常以詩人歌手介紹不同的唱作人，可能是DavidBowie、Paul Simon、Leonard Cohen，甚至Björk，他們的作品都充滿詩意，甚至他們的作品普及性更大，聲音與韻律都廣受歡迎。
但就文字結構，與時代的呼應高度而言，人們卻因此而甚至不介意Bob Dylan的crackedvoice。」這種對音樂內涵的重視，影響了許多往後重要的音樂人，甚至The Beatles到美國巡演，都渴望見到他們的偶像Bob Dylan。Bob Dylan獲獎的爭議，這並非第一次。在音樂上，他1964年的《The Times They AreA-changin》在嬉皮士的輕巧反戰歌曲之外，把議會、參議員等社會元素放進歌詞，結果同時受到民歌歌迷、嬉皮士與文學人的愛戴。然而到了1965年， 他在Newport Folk Festival上，插上電結他演奏，被指背叛民謠與木結他，事件甚至被定名為“Electric Dylan controversy”，但這種folk rock結合，最終被後世所認同。「他甚至否認《Blowin’ In The Wind》與任何社會運動有關，他一直做的只是書寫自己想寫的東西。身為創作者，他站在作品寫出來、就屬於大家的立場，而從來不在意別人的評價。」
抗爭小叙事
即使Bob Dylan自身否定了作品為社會運動而寫，事實上始終無法否認其作品對社會的關懷。同為唱作歌手的Serrini在反國教時寫過《給睡了的人》，在抗爭者之間流傳。她認為，愈是書寫政治，愈應從個人出發。「要是內容太宏大，只會令人覺得不需要自己的力量，亦不會覺得自己做得到。」
她喜歡Bob Dylan的作品《Girl from the North Country》，即使書寫的只是一個地方的小故事，卻從中見證社會的不公義。「BobDylan作品的力量在於，不只有正能量，而是道出各種焦慮，誠懇地承認自己看見的問題，並非無根的吶喊。」Serrini的香港大學博士論文題目是關於香港音樂中的抗爭或政治題材，然而她發現更有趣的未必是正式抗爭歌曲，反而是具社會意味的音樂。Bob Dylan拒絕被定型為社運歌手，亦引證他相信音樂的意涵不僅限於此。
俯視眾生的視覺
本地獨立樂隊my little airport不是沒有寫過抗爭曲目，但對阿P而言，今天充斥抗爭意識的香港好像更令人難以音樂或藝術做什麼。Bob Dylan的音樂對他而言，更像浮世繪，在《Desolation Row》十一分鐘歌詞中，「像一隻在飛的小鳥，看見什麼就寫什麼，其中有輕微的憐憫。」七十年代，Bob Dylan早已否定了抗爭民謠歌手的身份，他仍然為一位坐了近十年謀殺案冤獄的黑人拳手RubinCarter，寫下《Hurricane》，「Bob Dylan看過他的自傳，去監獄探望他。八分鐘的作品，寫下了冤案發生的經過。每次聽心情都好激動。」本來不為人知的事件，被BobDylan寫出來後，甚至有人拍成電影。對阿P而言，以這種方式由音樂帶出社會議題，也是一種超越音樂本身表現 。
後記：永遠顛覆的詩人
Bob Dylan永遠拒絕成為一種符號，甚至反叛別人為他定義的反叛形像。截稿為止，Bob Dylan仍在繼續巡演中，卻拒絕回應是否領取諾貝爾文學獎。在廖偉棠眼中，Bob Dylan是在貫徹「無論你是否喜歡我，你都在誤讀我」的態度。猶如他在1965年演出，大家期待他的抗爭民謠時，他卻插上電結他在一片噓聲中演出。像在1967年紀錄片《Don’t Look Back》中，與《Time》雜誌記者爭論他要表達的是什麼時說：「我不需要給你理由或告訴你，我寫的東西有什麼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