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墨爾本機場登上回港國泰航班時，一切都似乎能夠如期進行。然後，機長宣佈機翼發生了輕微機件故障，需要技術人員檢查。檢查過後，機長宣佈航班製造商空中巴士（Airbus），需要就應否更換某零件作最後決定。原定兩小時的等待變成四小時，我們就這樣錯過了在2020年3月18日午夜12點正前抵港的機會，需要接受剛實施的14天強制檢疫。機長就延誤致歉，並宣佈不希望抵港後展開家居隔離的乘客（這時航空公司已改稱我們為「客戶」），可以選擇下機。約有20名乘客下了機，我和其餘乘客則坦然、冷靜地接受了這個消息––遲到就是遲到，而且，能夠安全到埗我已很高興。我吃過晚餐，看了《樹大招風》（2016）這部講述老香港賊王的電影。空服人員告訴我們已完成了維修的「文件」，半小時內便可起飛。正要起航時，一名女孩突然感到不適，全家人也得下機和取回行李。然後，一名全身穿上保護衣的機組人員現身，為這家人的座位消毒，再倉促、不怎有效率地把幾張毛毯「封起」座位，不讓其他乘客使用。事件再次提醒機艙內戴著口罩的乘客，2019新型冠狀病毒終於傳遍了整個世界。

我們的CX 104較原定時間遲了6小時，降落時已是零晨3時30分，成為規定海外抵港人士必須家居檢疫實施後首班到港航班。我們被帶往排隊的地方，獲發一份需要我們簽署的正式檢疫令，還有一封指引，包括一份用來紀錄每天量體溫兩次的表格，也列出了多個方格選項，讓我們回答有沒有感到「頭痛」、「腹瀉」、「發燒」等新冠肺炎已知病徵。排隊時，我們被戴上一條追踪二維碼手帶。我解釋說我沒有智能電話，所以無從下載應用程式。一名官員告訴我說：「不用擔心，我們明天會打電話給你，再送一部過來」。接下來的兩星期，我收到幾次有關手帶的電話，但和很多其他人一樣，追踪功能從來沒有啟動過。

隔離期間，我的日常就是準備素食食物、閱讀、為很多擱下已久的工作趕進度、睡覺和做運動。我一切從簡，也沒有經常追看新聞。我知道，和去年香港連場示威一樣，不斷追看新聞只會令憂慮加劇。如我所料，首星期隔離的時間過得很慢，但第二周很快便過去了。在可以外出的首幾天，我很清楚知道自己的家一直擔任安全泡泡，為我提供保護，減低了染上病毒的可能。現在走到外面的廣闊世界，我將會不斷有機會和不認識的人接觸，病毒也可以存在於我碰到的所有表面，有可能傳給我。這其實是過份緊張的看法，因為只要做好防疫措施，保持社交距離、避免人多的地方、勤洗手、戴口罩和拒絕觸摸臉部已經非常足夠。這些措施需要自律，而走在香港的街上，看到人人都嚴守這些簡單的防疫行為，我感到非常欣慰。

政府官員很多時候會過份執著行政流程，而未有聚焦於實際情況。要就新冠肺炎病毒和香港流行病學建立一般知識，病毒檢測是一大關鍵。我以為自己在進入香港和在檢疫兩星期時應該接受測試。我以為接到電話時，問是不是有關手帶，而是更多關於我的健康狀況、我之前從哪國回來等，而且在居家隔離的中段時間也應該接受新冠病毒測試。越多人檢測，便越能加深我們對病毒的瞭解，越清楚它在香港的傳播情況。

幾乎每一天都有具有影響力人士進言，表達他們對進一步隔離、政府下一步應考慮哪些措施的想法。有建制派人士希望延遲9月的立法會選舉（我可以冷嘲熱諷地說「當然他們會這樣說！」）；也有其他人建議像意大利一樣鎖國封城，又或強制執行所有人在公眾地方均應戴口罩。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本港衛生官員在平衡各方而言似乎拿捏得不錯，既保持了一定個人自由，讓市民可以在必要時流動，也實施了有一定成效的抗疫措施。

每個國家、每個城市都不一樣。香港本身有很多劏房，公屋和私樓也很䄂珍，還有極不人道的籠屋。大家都明白，我們平時的生活空間已經非常狹窄，在香港實施封城將會成為大災難。香港和西方國家不同，大部份住屋都沒有後園或太多私人空間––每家人和鄰居之間非常靠近，而且因為居住環境擠迫，很多人根本不會在家煮，也不會在家吃飯。

看看公共屋村的休憩空間，便不難發現人們已找到居家以外安全地自我隔離的戶外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