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以為新加坡上上下下奉行家長制，學校必定管教得密不透風，起碼在我唸中學的時候，壞學生可以走的夾縫不少，有意逃學曠課，簡直不費吹灰之力。首先，建築物是開放式的，沒有所謂「大門」的設定，只要機警醒目身手敏捷，無人之境出入自如。教會創辦的緣故，中間一座教堂穩如磐石，教堂前是教職員停車場，莘莘學子上堂的四層樓矗立在旁，沒有欄杆或者圍牆，放學作鳥獸散神速無比，值得所有擔憂人流阻塞的體育館音樂廳借鑑。
有趣的是，沒有大門卻有後門，打開來是條窄窄的小巷，由這裏急步走向外面的世界，特別緊張刺激。那時冷氣課室聞所未聞，呈長方形的空間前後左右共有四扉門，一天到晚打開以便空氣流通，老師背向大家在黑板畫符，學生欲要施展閃身術易如反掌，不屑在這種小地方浪費武功，乾脆光明正大舉手上廁所，然後施施然投奔自由。記憶中點名的手續形同虛設，半站中途突擊點人頭更是從來沒有，一班不過三十多四十人，按理少了五六個相當明顯，老師大概認為編在A班的尖子聽少兩堂功課也不會跟不上，樂得隻眼開隻眼閉高抬貴手。
又或者，逃學其實不是那麼頻密，回憶把一切浪漫化了。那些前呼後擁逛街泡戲院的歡樂時光，十居其九發生在名正言順的課餘，不厭其煩塗上偷偷摸摸色彩，因為犯規代表叛逆，可以和姜大衛勾肩搭背──生得太遲，錯過了更精彩的占士甸。後來看杜魯福的《四百擊》，有一場空中俯瞰老師帶隊跑步，跟在後面的學生拐一個彎流失一批，回到學校卻又神奇地一個都沒有少，令我產生曾經和安坦但奴共同進退的幻想，隔了十萬八千里無中生有偷吻新浪潮。
除了看電影，也常常到國泰戲院附近Bras Basah Road印度人經營的二手雜誌攤打書釘。站在店裏東翻西翻，熱得像蒸籠，灰塵多得必須戴口罩，都不能阻撓饑渴的求知眼睛，《十七歲》的玉女時裝，《生活》的明星大頭相，非常新淨便已經淪落風塵，期待可能永遠不會到來的第二春。角落有掛羊頭賣狗肉的健美先生雜誌，油淋淋的肌肉怵目驚心，布料少得不能再少的三角褲更怵目驚心，我想我透過他們不辭勞苦的示範，明白了成語「縮龍成寸」的真正意思。
打橫那條街原本羅列古老的排屋，其中一間是畫家劉抗的畫室，有一個時期我周末在這裏跟他學水彩。房子偏暗，並且有一股發霉的氣味，令人坐立不安，經驗一點也不愉快。畫靜物寫生，畫好後等他修改，影子不對，光也不對，花一小時畫的香蕉蘋果他三分鐘內潤色潤得面目全非，教人心灰意冷。如此過了差不多一年，有一天他握着畫筆側頭看了一回，居然不作任何添加，我鬆了一口氣，從此沒有再回去。
那排建築物灰飛煙滅我是知道的，但是沒有留意二手雜誌攤也全部拆掉，下意識裏停頓的時間等於永恆，像封在博物館展覽櫃的展品，想幾時看就幾時看。馬路對面一大片草地，是學校的體育場，現在建了一間商科學院，再過去斜坡上是國家圖書館，當然也搬遷了。圖書館對面有當時最大的英文書店MPH，旁邊是我時常光顧的美術用品店，再過去是摩登漂亮的美國領事館。申請留學美國，應該和爸爸進去辦過簽證，可是印象非常模糊，只記得地面有展覽廳和圖書室，雖然外殼神秘兮兮，防衞倒不森嚴，歡迎路人看畫看書，我第一次接觸「花的孩子」次文化，就在最官方的建制基地，說出來啼笑皆非。
領事館旁邊的阿美尼亞教堂幾乎沒有變，花園裏依舊散佈墓碑。中學快畢業那年，我發現了新加坡電影協會，每月在福康寧山文化館看冷門電影，散場後在教堂前的巴士站等車，月黑風高，墓地就在數步以外，卻不覺陰森恐怖。十五六歲的少年，縱使看薩耶哲雷的《阿培三部曲》會得哭成淚人，到底是快樂的，哼着西門和嘉芬哥的《寂靜之聲》，以為那種天衣無縫的二重唱，是唾手可得的和諧。
